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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上周本欄文章談到崛起期民族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問題。德文中有一個動詞「auseinandersetzen」，可以很形象地描繪這一個思辨的過程，那就是把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拿在手上，拆開來予以解析，並從不同角度展開剖析和思辨。經過這一番過程之後，當事物恢復原有狀態，表面上看似等同原樣，但實際上其內在的所有脈絡，人們都已了然於心；以後再有是非產生，人們都不可能再「難以自持」，而會顯得坦然、自信和能夠把握。從思想史上看，這實際上就是思想啟蒙或精神洗禮的過程。
精神洗禮：全民理性思維學習過程
以此眼光來看，所謂的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而是一個全民參與，全民學習理性思維的過程。它絕非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般的大鳴大放（那只是一種全民的政治狂熱），而是訴諸全民的理性思維和梳理。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只有兩個極其短暫的時期出現過思想啟蒙或精神洗禮的端倪，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只不過這兩次進程不但時間過短，而且都被後來的政治浪潮所打斷。
時至今日，中國雖然在經濟、軍事上迅速崛起，外部影響力也迅速上升，但國民的精神世界則依然處於混沌不清的狀態；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背後的全民政治狂熱，與今天全民在物慾橫流面前的迷失，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其精神實質卻一脈相承，即都來自因缺乏理性、平衡思維的「難以自持」。
「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
今天的中國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國民對軍事、戰爭題材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思想題材的興趣，這可見之於任何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從國際和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實際上是一個後發國家在崛起期幾乎難以避免的現象，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在集體精神深處充滿悲情的國家。就連相當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也以談論「中國崛起，美國衰敗」、「世界權力中心轉移」和「以王道對付霸道」為樂事。原因很簡單：對一個依然未能擺脫悲情的後發國家來說，崛起意味著世道更替、夢想成真，而軍事和戰爭題材則正好能極大程度地滿足國民的這一心理需求；然而，崛起進程中的某些價值觀是否有盲點，就很少有人關心了。
這些盲點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愛國主義的問題。對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人們來說，愛國都是十分正當、健康的情感，但愛國的內核如果加上了情緒的外包裝，情況就會變得複雜了，就會走向狹隘和極端。因此，無論對己還是對人，擁有一種「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是崛起期中國國民應該學習和掌握的一種思維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國家在崛起期呈現經濟、軍事高速發展和國民精神素質低下之間的落差，這些國家在後來大都走了幾十年的彎路，其教訓值得今天的中國汲取和借鑒。
更何況今天的中國還存在外部崛起迅速和內部轉型艱難之間的反差。前者成為亢奮點，後者則成為疑難症；每當後者難以突破時，前者往往更成為亢奮情緒的聚集焦點。然而，任何外部可持續的崛起均以內部轉型成功為基礎和前提，不然則不但外部崛起將成為空中樓閣，而且還將充滿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應該少一點張揚，多一點謙卑和敬畏；少一點對軍事和戰爭題材的狂熱，多一點對思想的興趣，或至少兩者應有所平衡。
基礎性工作：知識界應有所作為
有朋友也許會說，西方國家號稱自由、民主，但對華依然充滿傲慢和偏見；既然這樣，有什麼理由要求中國保持理性？這一觀點顯然似是而非。如上所述，西方在過去數百年經歷了自由民主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一體兩面，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則基本上已佔上風。遇到中國這個東方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的人性弱點浮上表層。
從這個意義上說，崛起的中國和已經崛起的西方正面臨「共同成長的煩惱」，雙方需要的是站在共同屋頂上的對話和梳理。這實際上——如前所述——是西方在思想史上遇到的一個新挑戰。但這不等於說中國可以在思想史的努力上有所鬆懈。不然中國就永遠只是在步西方的後塵，中華民族就永遠不可能對人類有真正長久的貢獻。
當然，今天的中國沒有思想啟蒙的氛圍和土壤，所謂的思想啟蒙也絕不意味著社會氛圍的大起大落。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中國應該有一批知識界人士走出來，幫助國民理清民族集體精神世界深處的一些盲點。這些基礎性工作於國於民有利，應該有人去做，而且開始得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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