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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嶽麓書院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書院於中國文化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機構，到宋代以後，書院漸漸變成中國私人教育的地方，亦成了中國教育的基礎。今天的中國，到處都有恢復、修葺書院的活動，可見書院在中國古代扮演著何等重要的角色。書院的傳統實在與中國古賢聖人如孔子、朱熹等不無關係，李弘祺博士於講座期間不時提到諸位聖賢學者對書院發展的付出及貢獻。
李博士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1991年出任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亞洲研究系主任，並在該大學研究院擔任博士指導教授。2003-2005年間應聘擔任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並出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後出任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委、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並創立該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退休後，轉任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其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國教育史及思想史。在中國大陸、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香港及台灣都有論文發表。李教授在學術界甚為活躍，曾經獲得各樣學術獎金及榮譽。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東京大學、慕尼黑大學等地訪問、演講或從事研究，推動各項學術交流計劃。也曾擔任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屬下的史學史及史學理論學會的執行委員，以及東京大學東北亞海洋文化交流計劃的國際顧問。
自從佛學和傳經說法傳入中國後，講學也隨之而盛行。其實，講學是一套有固定程序、具特定技巧的演說，較傳統的教學更能製造氣氛及吸引聽眾。但中國古人不著重講學技巧，而書院則是個發展這些技巧、方法的其中一個地方，故書院的發展與講學之興起或盛行可謂相輔相成。除教學方式外，學習環境對士人來說也是非常重要。因為書院除了是個尋求學問的地方之外，更是個培養德行、閉關、沉思反省的好地方。古代讀書人都喜愛到僻靜的地方靜修，大多書院都能提供清幽的環境予士人。若大家細心觀察，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所書院內都建立小橋流水、人工湖或池子等，而且都是為樹林所包圍，白鹿洞書院便是其中一個好例子。
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今屬江西九江市），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公元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由中央政府於京城以外所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星子縣）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這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的文化搖籃。
比起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的名氣及規模更大。嶽麓書院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山東側，緊鄰湘江，為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重要觀光點。書院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歷經宋、元、明、清各個朝代，迨及晚清（1903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至今仍為湖南大學下屬的教研機構，歷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見的「千年學府」。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親自召見山長周式，對周式興學頗為嘉許，親書「嶽麓書院」匾額。在周式執掌下，嶽麓書院的從學人數和院舍規模都有很大發展，遂成為眾人艷稱的四大書院之一。各家對四大書院的說法不同，但是每一種說法都包括嶽麓，反映了學者對嶽麓的推崇。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前來的聽講者很多，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所以不僅是長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古代書院的學規是規範生徒的學習、生活行為的規矩章法。其內容包括書院的教育方針、培養目標、修身治學的準則、日常生活及為人處世的通則等。朱熹所撰的《白鹿洞書院教條》是所有學規的開始，也就成了嶽麓書院最早的正式學規，後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到了清代，原有學規已不合時宜，歷任山長開始對學規加以擴充和修訂，其中影響最大、最廣為人知的是山長王文清制定的《嶽麓書院學規》。經過幾代士人的整治，嶽麓書院在清末還是很具影響力。
從唐末開始，中國有許多私人或家族的書堂、書齋或書院，主要是個人做學問的地方，但也常常發展成教學、同鄉聚集同住的場所。經過南宋朱熹的大力提倡，書院變成了私人講學的重鎮。收取的學生數目及影響力甚至超過政府設立的官學。其實私人教學，至少源始於孔子，但以家族之力來創辦學校，招收學生，延聘師儒，卻是以前少有的事。書院的教育往往代表讀書人追求理想的象徵，明清的書院更與城市生活息息相關，成為地方士人的文化活動中心。
書院亦是輔助官學教育的媒介，使士人能得以發展出特立獨行的性格，使其思維不斷更新，創造新思潮，影響政治及社會。我們對東林書院和它所代表的實踐精神的神往，無非是因為它所代表的正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的獨立理想。唯其獨立而有尊嚴，唯其尊嚴而能賡續中國的人文傳統。書院的發展到了東林時代的講會、抗爭，可說已經到了高峰。清代以來，中國士人仍能在書院中發揚新思維，學術日有進程，但長期的鎮壓，使得士人無法再繼續東林那憂國憂民、事事關心的志氣。書院與地方官學已經合流，到清朝，士人對於明末所標榜的民族主義精神已視為枝節，而在恢復中國文化的主體這件事上，一般都感到書院的體制已經不夠。新的教育體制慢慢取代了書院，清末時許多舊書院逐漸變成抱殘守缺的保守工具，而最終被淘汰。
我們可以從書院在各地發展的過程裡，看到它不斷和地方固有的文化特色產生交流。中國疆土自元以來，擴展得特別快，再加上外族入主中國，所以在整合各種文化和民族傳統的過程裡，教育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它雖然不免要依附政府的力量，但它所追求的是「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的文化理想。在政治力量之外，書院所代表的是文化上兼容並蓄的精神。它不斷與地方文化交流，反映地方文化的特色，從而替中國文化創造出「理一分殊」的現實及理想。至少，書院在充分官學化之前是這種文化命脈的主要機構。
今天回顧書院的歷史，我們就更應該記得，若缺乏彈性、缺乏創造力，缺乏由理一分殊的信念所產生的對話精神，中國要在21世紀的世界競爭是不可能的事情。早期書院的外敞態度和不斷與新環境交互影響的生命力是我們現代人所必須珍惜和重新發揚的東西。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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