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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如何識貪辨腐，是個很簡單也很複雜的問題。《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卷中有康熙帝的一談話，那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皇帝會見大學士時說的。帝云：「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又如《易》云『不家食』。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諸其家，其何以濟？故朕於大臣官員，每多包容之處，不察於細故也。人當做秀才時，負笈徒步，及登仕版，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豈得一一問其所以來耶？」
康熙是個頭腦清楚的皇帝，關注官員的生活細節。比如從秀才晉升為官員以前，好多人「負笈徒步」，而一旦進入官場，便「從者數十人，乘馬肩輿而行」。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職，舉手投足便與以前不一樣了，和平民百姓更是不同。這不是自康熙始，自古而然。倘康熙帝只關注這種不同，也就沒什麼可稱道的了。讓人覺得這位皇帝清醒處就在於，他除了知道前後的不同，而且知道這種變化需要花費銀錢，對資財「所以來」的問題給予了相當的關注，而且有貼近實際的認識。他的話，弦外之音就是：那些官的錢是哪裡來的？還不是公帑、民脂！可惜，為了籠絡官員，他沒有追查財富的來源。雖然他並不認為那些多出來的資財是來源不明，但他坐上皇椅不久，可以說立足未穩，從策略上講，不宜嚴厲追查這類事。
官員腐敗導致皇權失落的過程是相當緩慢的，是好幾代積累的結果。可一旦政治動盪，軍事孱弱，政權大廈立馬就稀裡嘩啦傾覆了。因此在封建統治者那裡，維護統治是第一位的，反腐敗則始終要讓位給「立竿見影」的政治行為。尤其咱們中國的老百姓，哪個朝代的官吏不是吃民肉喝民血？只要官吏還給老百姓一條苟活的路，多大的冤屈都能忍受，不會出現別的情況。《詩經》裡說的「碩鼠」，老百姓已經供養好多年了，後來實在不像話了，才敢發發牢騷。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也是因為去戍守漁陽時遇雨誤期，按照秦朝法令誤期是要斬首的。所以陳勝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然後才說：全國老百姓長期受秦王朝壓迫，痛苦不堪。假如沒有誤期當死的逼迫，陳勝再苦大仇深，秦王朝的官吏再魚肉百姓，義旗也不一定由陳勝樹起來。
康熙對貪官污吏寬仁，其原因在於他的新政權需要一種維護，需要一種認可，哪怕官員的「示忠」充滿了虛假，他也認為相當重要。貪墨是邪惡之舉，可對初履至尊的康熙來說，抵禦遠方的邪惡，往往不如急功近利帶來的利益巨大。在深層次，康熙把肅貪清汙與穩定政權或多或少置於對立位置，在思想深處將懲治貪污受賄的位置後移。在他統治的末期，出現「各省庫項虧空，動盈千萬」的後果，其實是前期這位皇帝「聖心寬大慈祥，未曾將侵蝕國帑、貪取民財之人置之重典」造成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慨嘆道：「部院中，欲求清官甚難。」康熙四十九年，戶部內倉虧空案暴露，涉及該部官員112人，侵蝕銀両64萬両。
實際上，貪腐等等，對政權的削弱能力是強勁的，但它如軟刀子殺人，致人斃命而不會淌出多少血。它對政權的撼動，不是暴風驟雨似的摧枯拉朽，而是污水浸濡而致牆體坍塌。貪污受賄，可以引發社會一系列病症，一個偶然的事件，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年輕時康熙就認為：「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主張「凡事俱可緩圖，惟吏治民生，最難刻緩」。可惜，貪墨對政權潛在的摧毀力，終於被追求表面的穩定推在一旁。所以雍正即位後說：「朕今日不能如皇考（康熙帝）之寬容。」不管實際如何，表面上對貪贓的治理更加重視了。
不過，康熙的行為也明確了兩點：其一，識別誰貪誰腐不難，只需將其合法收入與支出比較就行了。比如，你的同事一分錢掰兩半花尚感不足，而你卻整日花天酒地，輕輕鬆鬆把子女送出國門讀書，你的銀子是哪來的？其二，治貪不是不能，而是心懷旁騖，懶得「為」。（識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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