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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先從《清史稿》中抄幾句嘉慶皇帝褒揚曹錫寶的話。他說：「故御史曹錫寶，嘗劾和珅奴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彼時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今和珅治罪後，並籍全家，貲產至二十餘萬。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
由「故」字可以看出，這是一件舊事。嘉慶帝所說的御史曹錫寶，是乾隆朝的陝西道監察御史，字鴻書，一字劍亭，上海南匯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進士，入仕後在很多崗位任過職。這是一名坦率，剛直，嚴謹，盡職又盡責的好官員。他當監察御史時，見協辦大學士和珅的奴僕劉全仗勢謀利，逾制不守，論告彈劾。不想侍郎吳省欽把信息提前告訴了和珅。等到曹錫寶的奏章到了乾隆的手裡，和珅早把一切安排妥當了。自然，曹先生的控告就無憑無據了。最後，曹錫寶只能承認自己「冒昧」，又承認「杜漸防微」等語失當，請求給自己治罪。乾隆皇帝仁慈，寬恕了他的罪行，改為革職留任。
曹先生受此懲罰，真是有苦無處傾訴，但乾隆帝也有他的理由。針對曹錫寶一事，他親手寫了感想，也就是史上所說的那篇「手詔」，強調自己為政從來不去猜疑別人。如果委任群臣卻不能示人以誠，而是猜疑防範，根據子虛烏有的談論，倉促加罪別人，天下人就會十分恐懼。「錫寶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託為正言陳奏。姑寬其罰，改革職留任。」從乾隆皇帝這份手詔看，曹錫寶不僅罪有應得，若不是皇恩浩蕩，結局可能比這還嚴酷。
曹錫寶彈劾和珅家奴不對嗎？乾隆說得無理嗎？都不是。原因在於：那樣一種體制，誰可以動和珅一根毫毛？只有皇帝本人有這個權力和能力。監察御史是給皇帝做事的，並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在監督之列。簡括說，皇帝的紅人是不需要你來監督的，最少你沒有能力細究一切，而只能如乾隆指責曹錫寶的那樣——未察虛實。據說乾隆皇帝晚年曾說：「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諒不過十之二三」。產生這種現象，與曹錫寶們的遭際不無關係；而曹錫寶的被懲罰，則在更深層次暴露了監督者尷尬的地位。清朝之前，曾有統治者允許言官「風聞言事」，順治皇帝也指出，「即使所奏涉虛，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誤國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言官沒有時間和能力察糾「虛實」的不足，起到了「廣開言路」的作用，但不能根本解決監督中的問題。而且「風聞言事」，對官員之間的攻訐之風有所助力，監督力量以另一種形式遭到削弱。
專制的皇權社會不是沒有法律，有些條文比今日法條要細密、嚴厲，監督措施也伸向各個領域，官場上下，章法清晰，有條不紊。然而，執行起來卻左支右絀，七跌八撞。據《大清會典事例》、《欽定台規》等統計，科道奏疏中有關彈劾的奏摺不僅少，而且大多為「毛舉細故」的「條陳」之疏。學者王春瑜先生說，由於直言不諱、依法糾彈會招來橫禍，所以，「朝臣皆明言事為戒」。這個局面不是某個皇帝故意創造，而是體制帶來的必然結果。在極端的專制制度下，皇權愈強化，監察權則愈有名無實。皇帝的個人意志，制約著監督的效果。如果彈劾的對象是皇帝的寵臣佞幸，即使有罪，皇帝也可以對被彈劾者「釋置不問」；甚至反責彈劾者「所劾不實」、「受人請托」、「徇私報復」。康熙朝，巡撫噶禮在山西賣官鬻爵，貪賄不法，結果彈劾他的御史所言皆無據，被褫革降調，平遙民郭明奇不僅被說成誣告，而且被說成「屢坐事走京師」的逃犯，押回原籍治罪。清代官場如此局面，也可算其來有自。
清仁宗親政以後，當機立斷誅滅和珅，並籍全家，奴才劉全自然也被籍沒。面對和珅一案，嘉慶帝想到了曹御史。於是，寫了幾句讚揚的話，目的很明確，就是「以旌直言」，希望官員向曹錫寶學習。然而，深層問題不解決，學得了嗎？無非平反前朝舊的冤案，卻沒有辦法防止另外的曹御史蒙冤；除掉一個和珅，另一個和珅「傲然挺立」，再除再立，前仆後繼。仍舊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曹錫寶自是曹錫寶，和珅自做和珅。 （識貪．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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