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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從高層到媒體都對「消極腐敗」現象保持高度警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日前發表評論稱，「發展中國家的轉型期，急需給權力套上制約的籠頭；行政管理與市場經濟的磨合調試，潛伏著尋租的隱患。……腐敗文化存在，必定驅使『能力』走向歧途，讓『精英輩出』、『能力非凡』在錯誤軌道上產生更大危害。」
就腐敗的根本原因而言，筆者則傾向於將今天中國的情況，歸結為「非典型市場經濟」體制。用這一概念來描述中國的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擺脫情緒和政治立場的紛擾，沉下心來直面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深層邏輯。
轉型期中國：不同於西方的政府干預功能
所謂「非典型市場經濟」，正如筆者在之前的評論中所指出，其關鍵在於無法完成政府和市場的分離，同時無法建立獨立的法治。市場經濟不僅僅是市場，也不僅僅是經濟，而是需要一套「市場、政府和法治」三位一體而又互相分離的關係。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將近二十年後的今天，當中國已經遇到一系列瓶頸之後，恐怕是到了人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這一點的時候了。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也必然帶來另一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三位一體的關係的深刻變化。這在中國的工業、經濟和社會形態轉型（亦即筆者歸納的中國三大轉型）中，尤其是在社會形態的轉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問題是：市場經濟下政府與市場之間究竟應該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不但困擾今天處於轉型期的中國，而且也是西方經濟和政治學人經常討論的問題；只不過，今天的中國由於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人們的認識顯得尤其混亂而已。
幾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後，當美國等自由經濟國家強調政府干預的時候，不但中國媒體歡呼「中國經濟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連美國媒體自己也感歎「美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在西方國家，從亞當·斯密斯強調自由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以及政府作為「守夜人」的無為而治的角色之後，政府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就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上世紀上半葉世界經濟危機之後，美國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強調政府的干預功能，給羅斯福新政以極大的理論支持。二戰後，德國實施社會市場經濟，強調政府「可能時盡量少干預，必要時盡量多干預」（So wenig Staat wie moeglich, so viel Staat wie noetig）。兩者本質上都是市場經濟下的政府干預功能，但還是有些許差別：凱恩斯主義從個體經濟活動的非理性和「動物精神」出發，強調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支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這樣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社會市場經濟則雖強調政府的監管功能，但卻要求政府尊重市場的主體行為。
然而，今天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脫胎於計劃經濟，而又尚未完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所謂尚未進入市場經濟，是指中國在政府職能上，始終未能完成向服務型小政府的轉型。今天的中國，雖然企業和市場的運作已完全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桎梏，甚至政府也已不再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但在行政體制形態方面，中國則基本上還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說，凱恩斯主義或社會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干預功能，與今天中國的政府干預，不是在相同定義域裡可以討論的問題；前者是成熟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角色（雖然是有爭議的政府角色），後者則是脫胎於舊體制、亟待改革但卻又時刻受到舊體制思維牽制的政府角色。將兩者混為一談，很可能由此而模糊了中國現階段矛盾的真正焦點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現階段中國的最大問題，依然是政府職能轉型的不徹底。正是這一問題，導致了中國的「非典型市場經濟」狀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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