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位同生於1963年的媒體人，台北的楊照、香港的馬家輝、深圳的胡洪俠，商議經年後，終於在胡執掌深圳《晶報》後，開始了在該報《人文正刊》的「正點」版以專欄的形式連載《對照記@1963》，每周一期跨版刊出，以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半個多世紀來同一字面、不同語境和記憶的日常詞彙為話題，三人就每個話題各寫一篇文章，分享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成長經歷。
《對照記@1963》近日在三地陸續開始推廣，手法各有不同，北京的新書發布儀式「搞搞新意思」，出版社方面與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共同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對照記@1963》新書劇場秀」。導演根據《對照記@1963》的圖書內容，進行了空間和腳本的再創作，將其重新編排成為一部四幕短劇。而三位作家亦成為此場演出的主演，在舞台上再現了他們的創意、寫作過程，並在多媒體、燈光、道具舞美等多種戲劇設計手段的配合下，還原了書中諸多精彩內容，親身演繹了兩岸三地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主辦方之一的三聯書店表示，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式來完成一次出版發布，是因為希望能夠在平面出版之外找到另一種媒介，立體化地呈現書籍和出版行為的精髓，將作者的現場表現力盡可能放大，有效傳播出版信息、並傳達其文化內涵。
如果你有意了解這代人成長的三個不同社會，市面上的讀物不可謂不多，甚至遠更深入，但此書依然甚有價值，它的價值在於間接地揭示了三地知識分子在這三十餘年間不同的價值觀形成過程、人生軌跡以及在各自社會中的地位乃至混世哲學。雞同鴨講也好，淚中帶笑也罷，在這個現實遠遠精彩絕倫過虛構故事的時代，直面能否成為一個選項，或許比直面本身都重要。暫且不說記憶靠不靠得住，態度決定一切。我有時想，如果他們整理出一張半個世紀以來兩岸三地的「禁忌詞彙表」是否更能直截了當地反映時代的衍變？如果他們各自能夠真誠地面對自我，寫出大時代下個人生活中的種種不堪甚至懺悔，又是否對讀者更有觸動，而非僅將重點放在趣味之上？
你當然可以說這是苛求。馬家輝是靈活的，他很坦率：「我必須借引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一段書信自白求取原諒：『關於生平事跡，我是屬於克羅齊那一派，認為作者價值在於作品（如果有價值的話）。所以我不提供生平事跡，不然就給假的，再不然我會想辦法東改一點西改一點。所以你有甚麼想知道的儘管問我，我必告訴你，但我絕不會告訴你事實，這點你可以放心。』而我希望，楊照和胡洪俠都寫得比我老實。」從河北鄉村走出來、一心想吃「商品糧」的胡洪俠寫得卻充滿了「農民的狡猾」。他在序言中說：「果真要寫起來，其實並不容易，起碼對我本人是這樣。其一，怎麼寫？我們要寫的是『公共話題中的私人記憶』，這不同於平常寫時評、書評，說的盡是別人的事；我們需要激活自己的青少年記憶，說一些之前從未披露過的自己的事。……迴避甚麼，隱瞞甚麼，當然是作者的權利，但這一權利要如何在『據實直書』前提下得以維護以求適度、適當？」戴上「安全帽」的個人生活碎片能在多大程度上折射時代和社會？毋寧說是成功者的標籤或曰噱頭。或許這是輕閱讀時代的必然產品罷。 ■文：白 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