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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業禧 香港大學刑事司法學學生
近年反對派凡事反對、不理黑白，每每與港府唱反調的作風越趨厲害。這些反對聲往往基於對事情的一知半解和穿鑿附會，甚或空中樓閣，以政情的表象煽惑群眾，禍港害民。
四月四日的《左右紅藍綠》邀請了民主黨的羅健熙，這位新上任的南區區議員來自社工背景，理應能夠分清社會的真正問題，和部分黑心傳媒炒作「煲水」的假象。可是，他在節目以「梁振英面對的潘朵拉盒子」為題，整個演說建基於他預設的前提：「過去十五年，香港的言論自由逐漸被收窄，因請願、示威而被拘捕的人數大幅增加，傳媒的自我審查也越來越嚴重。」
自從1853年各國開始建立統一系統分析犯罪數據、檢討公共政策，犯罪學家已經警告政客不要玩弄數字、製造群眾恐慌。被捕的人數增加可能是執法手法不同，當然亦可以是犯案的人多了、計算紀錄有異、或者是情況變得嚴重，警方不得不放棄酌情權。同時，除了被捕人數，為了客觀展示事實的全部，羅健熙有否考慮「入罪率」、「法庭判決」和「放棄檢控」的個案？筆者欣賞羅議員去年撰文反駁梁家傑「蛇齋餅粽」之說，指他欠客觀，但上述引文實在同樣粗疏、無理。
羅健熙似乎完全接受了近來甚囂塵上的「西環治港」謬論，他言之鑿鑿，斷言港府將來的施政定必避不開中央介入，其理據為：「候任特首梁振英留在中聯辦的會面時間比會見曾蔭權、馬道立、曾鈺成還要長。」此說不僅欠批判力，生吞了傳媒的炒作，更與他其後的論說前後不一致。若然逗留時間足以反映取向、將來的方針，羅議員又何以搬出雙重標準，以「做騷」抹殺梁振英多日（甚或多年）的落區活動？
七十年代的香港，滋事者以「阿燦」、「大圈仔」等不盡不實的標籤來製造矛盾，打壓同胞。今天的香港，仍有報道斷章取義，指推鐵馬、燒區旗不是暴力，而是角力、合理抗爭；學者以餐牌、公共設施只有簡體字和英文來推論香港危在旦夕，儘管有繁體的標示卻故意不攝入鏡， 以此誤導大眾；立壞心腸的人指稱一切亂事源於「蝗禍」，即使警方最新的數據顯示內地人在港犯案率比本地人要低。誠如董建華先生當年在答問大會氣憤地說「你們一直唱衰香港，唱衰港府」，看來反對派仍然沉溺於表象，愚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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