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透專欄撰稿人 Nicolas Véron
表面上來看，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金融主管機構已經變得更加全球化。全球性質的20國集團(G20)取代了純由歐美組成的七國集團(G7)，而歐美以外的經濟體也在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取得更多話語權。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也在進行調整。
但仍有很多有待改善。在11個主要全球金融主管機構的25個專任及兼任最高職位之中，有20個是由歐美國家人士出任，只有三個是亞洲人士，相當於12%，這還不到目前亞洲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佔比的一半水準，也遠低於亞洲在全球成長率的佔比。此外，所有這些全球金融主管機構的總部，沒有任何一個設在歐美以外地區。
遷移成本昂貴理由牽強
每家機構的負責人都可以列出維持總部據點不變的成串理由。遷移的成本昂貴，而且如果各家機構相距不遠，彼此合作也比較容易。歐洲人士還可以辯稱，因為歐洲上班時間與亞洲和美國都有重疊，更多了一項優點。
不過如果根據這個邏輯，永遠不會有任何全球金融主管機構會設於亞洲。這迫使亞洲代表為了出席全球性會議而忍受的漫長國際差旅，超出了應有的合理水準。當一個星期內必須第二度搭機飛行12個小時，即使是坐在商務艙內，還是會讓人忍不住覺得自己是全球性歧視的受害者。
G20的領袖現在有一個改善的理想機會。6月中旬的墨西哥峰會將討論金融穩定委員會(FSB)的未來發展。FSB目前總部設於瑞士巴塞爾，預定將進一步與金主國際清算銀行切割。那麼何不把FSB的永久秘書處—配置約20位專業人員，移到亞洲？這將是往正確方向邁進一小步。
香港、首爾、新加坡及東京都具備吸引適合人才所需要的航空網絡、政治穩定性及環境設施。瑞士方面或許會抗拒，但若全球金融政策制定更加公平，瑞士到頭來會受益更多。所有歐美勢力亦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