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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不少學者認定，尚賢任能也是法家的政治主張。但商鞅卻是明言要尚奸的。《商君書》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用善人是不行的，因為：「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為了統治的需要，親情是要不得的，「章（彰）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按照專制的規定：人與人之間「劃清界限」是必須的，這裡不能有善惡的評判，也不能有個人隱私，「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打小報告是受到鼓勵的。於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就成了統治的大敵，被商鞅稱之為「六蝨」。在他的眼裡，有了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這十樣東西，則「敵至必削，不至必貧。」不要這十樣東西，則「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於是，參觀兵馬俑的時候，常常讓人懷疑：這個「見戰，如餓狼之見肉也」的強大的軍陣，究竟是正常的人組成的，還是異化成了動物的人組成的？這樣沒有文化、沒有廉恥的軍隊，當然不可能按兵不伐。因為：「國疆而不戰，毒輸於內」，社會要求和社會矛盾得不到轉移，必須通過戰爭，使「毒輸於敵國」。
就是真的「按兵不伐必富」，民也富不起來。商鞅對於富民的辦法是：「民有餘糧，使民以僳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糧食多了，可以用來買爵位，這就設立了一個裝不滿的無底洞。因為刑罰多如牛毛，而且輕罪重罰，「棄灰於道者黥」、「步過六尺者有罰」，還有各種連坐之罪，弄得人人難逃法網，「農有餘食」也是不利於讓他們出力的。「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要他們出力，必須讓他們貧困，因為「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這樣就達到了「民貧則力富」，力富又不得不出死力的效果。
不僅要民貧，還要愚，「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他們要的只是民力，「民不貴學問，則民愚。」還要「廢逆旅，私交。」不讓他們有所交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焚書坑儒就不難理解了。商鞅變法成功了，秦始皇最終也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統一大業，天下百姓做人的權力也進一步被剝奪了。
漢承秦制，以後封建的列朝列代，也都或多或少地繼承了這個傳統。《資治通鑒》所記載：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儒法二家，左手右手而已，商鞅那樣的法家畢竟過於赤裸裸，所以到了荀子、韓非子等人那裡，就不那麼直白了。統治者也看到了「內王外聖」，用儒家忠孝仁義的欺騙性，來掩蓋那一份赤裸裸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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