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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楊耀忠在教育第一線服務了大半生，而教育從來都與文化議題有著緊密聯繫，所以實際上他一直都緊密關注著本土文化產業的發展。人們對他的印象，或許大多停留在積極為教育界發聲的前立法會議員、或是連任三屆的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但卻少有人知，如今身為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的他，也是個緊貼潮流文化的人。譬如他很喜歡日前那首紅遍全球、破Youtube點擊紀錄的「神曲」《江南Style》，又譬如他並不認為內地的閱讀氛圍真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高出香港一大截。作為一位務實、敢言、理性思考、務實求變的教育界人士，由他來為我們透視本土文化環境的利弊得失，想必再合適不過。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楊耀忠多年觀察發現，本土文化創作的自由空間很大，但商業味道卻很重。香港鼓勵自由創作，但只有「自由」沒有條件生存當然也不行，因而大眾看到許多所謂「成功的文化」都相當通俗。「真正好的不容易做，更不容易有市場。」市場上流行的漫畫一定都在畫英雄，打開電視人人在看的節目一定都是俗不可耐的綜藝遊戲，電影要想賣座首先也要迎合市場。「所以我覺得創作者雖然有自由的空間，但過度的市場化也令他們變得不自由。」
而這種根深蒂固的消費社會通病，卻並非單從教育環節能全然改善的。楊耀忠認為最棘手的問題是市場控制得太厲害，這便意味著政府必須對文化藝術創作給予更多支持。「包括現在浸會大學在深水埗籌劃啟動並管理由工廠大廈改建成的多元化藝術村，雖然還不知成功與否，但對很多藝術團體和文化團體來說，至少能以比較便宜的租金在那裡生存。」創意藝術的發展，不只需要創意，更需要畫廊、畫室、展覽場地，而這些資源，都非「教育」工作者所能解決——唯有政府，才有給予支援。
那麼教育界能做些甚麼？楊耀忠相信，是從基礎階段更多培養人才。「現在的好處是學生考試壓力減輕了，從實行新學制開始，從小一到中六只需參加一次公開試，沒有了過去那些升中試、中三評核試等等。」加之中產階級又愈加注重對子女藝術方面的培養，因而相關培訓如今在學校也開展得更多。不過興趣與志願始終不同，「當子女要以藝術為工作時，我想絕大多數家長仍不見得支持。」這麼商業化的社會環境下，也難怪父母現實，不是每個人畫畫都能大賣、演奏音樂都能成功，香港仍有太多父母不想子女冒這風險。
但以從事教育多年的立場而言，楊耀忠認為「至少現在學校裡面文化藝術的課外活動遠比以前更多、更好。」因為政府給了更多資源，所以今時今日，許多小朋友都有機會學小提琴學中樂，學校也有更多能力去著手藝術方面的培訓——能從興趣作為起點，也是好事。
文化產業必須背靠祖國
他笑言不敢說自己特別關注文化，但平日有意無意也的確會留心。譬如看港產片、聽港產歌，雖不會像時下年輕人那麼追星，但好看的電影也一部都不會錯過。「近年來香港拍電影都是同內地合作，彷彿一定要合拍才是大片。」於是，真正的藝術電影越來越少。內地呢？同樣也更加市場化，「張藝謀那些大製作，都是大量人力物力砸下去，包括我去看他的《印象·海南島》實景表演，也是這種感覺。」做出真正有質素的文化產品，在哪裡都不容易，不只香港。
在楊耀忠看來，香港的文化環境贏過內地的地方是沒有太多條條框框，但卻始終還是輸在「市場小」的硬傷上。「在香港，一本書賣上兩萬本已算銷路很好，但在內地呢？根本是小意思，可以賣幾萬本甚至過百萬本。香港的市場真的太小，所以香港文化產業的發展，就和其他產業一樣，必須背靠祖國。否則根本壯大不起來。」
一語道破，只靠香港，能有多少銷路？塘水滾塘魚，這樣封閉的市場，也只會令文化產品更加封閉。
現階段的文化融合已有做得不錯之處，譬如電影、音樂等方面，但其他方面顯然仍很不足。「香港的藝術家同內地合作不算活躍，那些比較嚴肅的藝術還是以本土為基地。」但偏偏本土又太市場化，所以有時反而變成要靠內地支援。「就像很多玩音樂的人，都是內地過來的，本土的有，但是少。」
媒體在推動文化推廣方面也局限頗多，由於媒體環境本身同樣商業化，所以許多媒體都生存得艱難。「好賣的多數是八卦雜誌，你看哪有一份本土的美術雜誌在賣？去報紙攤、書店，根本找不到比較嚴肅的藝術。那些所謂攝影雜志名義上是藝術，其實也在商業化地賣產品、賣器材廣告。」楊耀忠平時也常看雜誌，有時在地鐵拿到免費雜誌，讀裡面的藝文資訊，不禁倍感失望。「一點都不吸引，都是很零碎地獲取到一些文藝方面的資訊，但你卻無法從裡面吸收到藝術氣息甚至藝術營養。」往往港媒做藝術，只能告訴讀者哪裡又舉辦了新展覽而已。
內地比香港更有文化氛圍？
如今全世界的閱讀風氣都愈加稀薄，這當然不只是香港的問題。而以教育工作的視角，楊耀忠認為學校方面推動閱讀風氣的空間和資源反而比過去開闊了許多。身為教聯會會長，他觀察到的現象是：「這幾年，每間學校的圖書館主任，在推動閱讀風氣方面都很用心思，而每間學校的辦法也不同。」像是鼓勵學生借書、評比閱讀之星、讓學生參與圖書館書籍的購置等等，同時學校方面也在改變以前要求學生必須寫讀書報告的方式。「現在學校都不會要學生長篇大論寫報告，最多問他們一些簡單的問題。」學生普遍提高了閱讀積極性，自然就會使閱讀的整體氣氛變活躍。
至於不少人認為內地比香港更有文化氛圍，楊耀忠卻有自己的看法。「我不能說內地的文化環境真的比香港好多少，因為其實大陸閱讀風氣也不好。」不久之前他看到一個數字，2011年中國人均讀書4.3本，這個數字在全世界範圍而言算相當落後——韓國人均11本、法國20本、日本40本、猶太人64本。「所以大陸13億人平均讀4.3本，真的不算多好。」但他又指出內地「勝在市場大、人多，所以給人感覺好像很好。」
因為市場足夠大，所以一套電影有一千萬或者幾百萬人看，就已顯得很厲害。「不過內地文化市場最大的好處是政府對文化團體有很多支持，像是美術協會、作家協會，這些都是政府行為。」而這恰恰是香港的缺失，在香港，所有文化團體從來只能自生自滅。
「當然，現在內地也將很多劇團商業化了，商業化之後劇團要生存，就要排戲去諷刺時弊、反映老百姓小市民的心聲。」但畢竟內地仍有為數眾多的一批政府資助的文化團體，楊耀忠認為，這些團體看起來生命力不強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政府參與得太多、風格太過嚴肅。「所以說為甚麼最近《江南style》就能成功，而為甚麼內地不可以有騎馬舞呢？」太過嚴肅和正規，始終會抹平創意的靈動性。他認為政府的支持必須講求適度，既不能介入太多令文化團體感到束縛，也不能介入太少完全依靠市場優勝劣汰。
文化長足發展 切不可短視
香港其實是個有趣的城市，看似文化發展相當蓬勃，但當真正想探索最近有哪些文化熱點和現象時，你卻會發現腦海中一時只現出空白——對楊耀忠來說，也是如此。「說實在的，有甚麼熱點呢最近？」大的新聞、藝術品，看不到太多驚喜。當然香港每年做得最好的藝文推廣部分，是藝術節和電影節，引進了許多國外的電影、藝術節目，有些甚至相當冷門，本土觀眾則有了接觸的機會。「所以藝術真的需要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但實際上，當人人都在談論香港文化產業時，究竟甚麼才是文化產業？細究之下，大家又都不太講得清楚。近幾年比較賣座的港產片中，政府也有投入資金支持，像《歲月神偷》就是在政府以近四百萬的電影基金支持下所完成的，或許這種原創的、具有香港精神的文化產品日後可以誕生得更多，而不該只是一枝獨秀。楊耀忠冷靜地指出：「香港人比較短視、比較市儈，最近相當流行的二次創作，其實根本缺乏原創性，只是改別人的東西，譬如改歌詞改圖等等。而這些恰恰是只有香港人才會做的無聊事。」
而在今年的香港，繞不開的一大文化熱點當然是誠品開幕。在楊耀忠的觀察中，「台灣誠品初到香港時的確引起一些轟動，但後來也沒有人們以為的那麼成功。」誠品將閱讀和其他生活品味結合在一起，買書的同時還可以買茶、喝咖啡、吃小食，閱讀從而變成一種悠閒的生活，這當然是它帶來的積極地方，「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它能成功，很大原因是因為希慎廣場的老闆願意用便宜租金吸引它過來。如果純粹按市租來租，根本沒得做。」
租金，租金。所有港人心頭永遠的痛。書店想要發展，可是租金又太貴，只能搬去樓上開舖，楊耀忠從中感到的是痛惜。「單是這一點，就扼殺了很多文化。台灣和大陸可以用整棟樓去做書城，但在誠品入駐之前，香港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過去在香港的書店，進去只能買書，沒有多餘的空間給讀者打書釘，更別提休閒了。」租金指向空間的逼仄——就正如香港文化產業想要突圍而出，必須先衝破狹小的市場。
楊耀忠說：「空間是香港最難的事。」
或許短期之內，仍然是無法解決的困局，但經過這一番透視，我們至少可以欣慰於本土仍有這樣密切關注文化、思考文化的人。即使香港的市場、地價都會為文化環境帶來客觀限制，但心繫本土的人們那顆與文化脈搏一起跳動的心，卻始終有著無限豐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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