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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曉秋
美國亞太戰略新舉動，在策略上與冷戰時期對付前蘇聯有相似的一面，但最大不同之處有三：一是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中美已形成相互依存、互有所求的關係，兩國都難靠一己之力或組建集團同盟去解決自己和世界的所有問題；二是冷戰時期是美蘇兩大國、北約華約兩大集團、東西方兩大陣營在地區和全球範圍的爭奪和對峙；三是美國應對朝鮮、伊朗核問題等，需要中國的參與、調停和協助。
兩國戰略變化與思維是前提
在美國一些精英看來，中國向世界開放、追求發展強大，其進程實際上是向美國和西方「看齊」，勢必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爭奪資源、能源、市場和影響力，也勢必促使一些有利美國和西方利益的國際秩序和規則必須改變。這種思維在美國外交、軍事和戰略界中根深蒂固，並居於主流，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和戰略意圖憂心忡忡、深懷疑慮。去年11月，美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邦尼．格拉澤（Bonnie Glaser）就聲稱，「美國必須展示實力，定出底線，就中國的行為設下界限框框」。
就中國而言，在經歷了30多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正在全力建設小康社會，謀求民族復興，堅持奉行獨立自主與和平、發展、合作的對外政策。無論是實現近代「富國強兵」、當代「強國夢」、「中國夢」，還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其主要內涵就是，洗刷近代百年來受外國列強殖民侵略的歷史恥辱，徹底改變落後窮困的社會面貌，建成一個富強、文明、民主、統一的現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地區與國際環境，長期奉行的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對外戰略是穩定的，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與安全的核心利益是堅定的，不搞對抗、不稱霸的立場是真切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國力得到大大增強。儘管如此，中國對外戰略追求的主要目標仍然是發展、穩定、安全、統一和應有的尊重與相應的國際地位，而不是挑戰美國謀求世界霸權。換言之，中國對外戰略的目標有四個層面，即經濟發展與政治、社會穩定；國家主權、安全、統一和領土完整；和平穩定的亞太周邊地區環境與睦鄰友好合作；參與國際事務與多邊合作，維護自身的國際利益和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國強調「五個堅持」，冀望與美國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共同探索構建二十一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關係仍將經受磨練
奧巴馬第二任期將提名前參議員約翰．克里接替希拉里出任新政府國務卿。儘管克里被認為是「溫和派」、「務實派」和較為了解中國，但他的對華態度和政策將取決和符合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可以預料，克里會承襲奧巴馬--希拉里的對華政策框架、要旨和經驗。中美之間有著共同的利益自不待言，但分歧和矛盾愈益鮮明，無法規避和繞彎。在奧巴馬未來4年任期內，中美關係仍會發生磕碰和出現起伏。
首先，面對經濟復甦的困境，奧巴馬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和做法非常明顯，中美經貿爭端會首當其衝。美國還會就人民幣匯率問題指責中國「操縱匯率」。針對美國續推「量化寬鬆」、大量印發美鈔，中國會強烈要求美國確保中國在美資產的安全、不受損害。其次，美國將繼續推進其「重返亞太」和「再平衡」戰略，推動美主導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軍事上將反導防禦系統引入亞太、部署X-band和C-band雷達、向盟國出售先進武器等，不可避免會加劇相互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再次，兩國在經貿領域關係惡化對兩國都不利。因而，美國會在人權、民主、西藏、宗教與網絡自由等「軟問題」上更嚴厲指責中國，拋出一些措施，干預中國內部事務。中美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爭執會突出。此外，美國會在太空、網絡及通訊等新領域、新議題上對中國施壓，「設門檻」、「定規矩」。最後，雖然決定和影響中美關係好壞，主要取決於雙邊關係上相互分歧矛盾與共同利益及合作有多少的程度，但也受到「第三方因素」的影響。以前是「台灣因素」，當前是中日釣魚島之爭等。美國採取怎樣的態度和做法將直接影響雙邊關係的好壞。
儘管如此，由於兩國關係從正常化至今經過了30多年的碰撞、摩擦，已經形成首腦熱線、高層互訪、戰略對話、聯委會、軍事交流等多種方式和途徑的有效機制。中美在亞太與國際事務上也離不開彼此的磋商與合作。因此，雙方能夠通過及時對話、溝通、協商和談判，通過彼此權衡利害得失以防止戰略與政策誤判來「管控分歧」，使兩國關係保持基本穩定，避免失控而導致發生全面的對抗和衝突。在確保兩國關係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力求相互適應，並積極探索和規劃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路線圖」。
（原載《鏡報》2013年2月號，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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