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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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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3-02-05]     我要評論

丘成桐 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新的一年要來了,《明報月刊》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本來不想動筆,工作實在太忙了。但是在飛往香港的旅途中,有一點時間,就寫了下面這篇隨想。

從無知到強大

 二○一二年,中共剛好完成「十八大」會議,選出了一批新的領袖。新政府執政的第一步就提出反腐反貪,真是振奮人心。百多年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逼使中國割讓香港,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恥辱。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民不聊生,使人不堪回首。林則徐、曾國藩和之後的滿清大臣,以至國民政府都想改革維新,然而始終不能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官商勾結,官員腐敗貪婪。

 我常常想,中國當時不乏有識之士,都是社會的領袖分子,為何沒有辦法將局面扭轉過來?我想除了官員腐化問題之外,還有大部分老百姓和官員的知識水平不夠,只看到眼前的利害關係,沒有長遠的看法。一方面害怕外國的船堅炮利,一方面無知,例如迷信風水、拆毀對國家經濟有重要貢獻的新建鐵路、發起義和拳以為赤手空拳可以對付洋槍洋炮等。這些老百姓不乏真心希望復仇的,也不乏渾水摸魚的。當時很多學者還是拒絕西洋文化,只願意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視基本科學的重要性。不過,在長期的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雖然在科技方面仍然依靠外國的幫助,經濟上卻與先進國家漸漸靠攏,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最為欣喜的事情。

強迫中大行三年制的歲月

 我在香港長大,看著香港的親戚朋友們的打拚奮鬥精神,使我極為佩服,香港居民來自五湖四海,有農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四方的學者,我們在五十至七十年代二十多年間培養出來的學者不遜於任何地方。香港經濟的崛起,也成為東方的奇跡。我們香港人以此為傲,我們一方面倚靠祖國的供應,一方面也是祖國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居民處處仰賴著殖民地官員的面色行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成長,當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校並駕齊驅,中大也盡力去做。但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著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一九八○年,我親眼看著港督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一九八八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歎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六十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著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回歸後的失望

 九七年回歸時看著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時,真是感動不已。兩百年來國家民族的恥辱終於去除了,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親都期望著的一天。我想中國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義者再不能假借自由為名來欺負香港老百姓了。

 香港回歸時,電台訪問我,問我期望什麼,我說香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學,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為一個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幾何時,我在媒體上看見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實在令人失望。有人問,今日城中,是誰家天下?有人說是地產商,有人說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則北望神州,希求中央幫忙,在民間,老百姓示威遊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事實上,我們經濟文化處處祈求中央大力支持,無復當年殖民地時的打拚精神。不求實業,但求地產,而大部分居民則蝸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間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產商奉獻。學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國院士為榮,科研目標變得次要,高科技產業更無從談起。

 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年輕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

我們的孩子

 無論做事、行軍、做研究,我們都講究士氣,可是在今日媒體的宣傳下,我們可以說是在消磨士氣。長此以往,不單是我們憧憬的偉大城市不能實現,甚至會淪為第二流城市。

 畢竟香港還是一個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望揚眉吐氣,我希望香港人能夠群策群力去創業,即使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如理想,我們還是應該給它一個機會,我也希望年輕學子踏踏實實地學習,在世界學術上佔一席地位,沒有文化學術的城市,絕對不配稱為偉大。現在香港的條件比我們從前好得多,不應該灰心,記得六年前我介紹霍金到香港訪問,由鄭紹遠兄在香港科技大學主持,香港人反應熱烈,可謂盛況一時。這十年來,陳啟宗先生和我發起恆隆數學獎,鼓勵中學生參加一些有意義而又需要思考的創新活動,我們的孩子們也真的不負所望,他們的成果並不遜於全世界最好的中學生。他們好奇、肯學習、敢創新。有這些能幹而有熱情的年輕人做基礎,我希望香港能夠迅速重振當年的雄風。

 十五年前,我參觀英國倫敦大橋博物館,它陳列了從中國虎門掠奪得來的十六英尺大炮,這大炮有著我們廣東人守衛國土將士的血跡,關天培將軍為了這門大炮英勇犧牲了!新界元朗曾孕育過鄧世昌,他為了守衛中國海疆,在威海與艦俱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難道我們香港人忘記了我們祖先為國家犧牲的英勇事跡嗎?在美國極盛的時期,甘迺迪總統說:「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美國有很多年輕大學生參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眾。不少香港的大學生也很多從事類似的活動,我對他們致以無上的敬意。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2013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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