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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社會有意見認為，歐美遊客提升香港的國際城市形象，而內地遊客則逐漸使香港「墮落為內地的一個普通城市」，令香港本土文化逐漸被內地人「溝淡」。不過，如果以歷史眼光看自由行，可以說，香港的各種成就，都是由各個時期湧入香港的移民，特別是由改革開放以來兩地頻繁深入的交流所推動及貢獻。為何上世紀以來的文化熔爐政策到現今不僅失效，更激起了前所未見的摩擦與矛盾呢？這值得深思和探討。只有香港社會經濟擺脫停滯狀況，香港人才能恢復過去與新移民及內地人和諧共融的氣度、胸襟與包容。
自由行計劃開展近10年來，社會有意見認為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帶旺了香港旅遊業、零售業、酒店業和餐飲業，創造了就業機會。但另一方面，隨著自由行人數逐年增加，衍生如來港生育、推高物價、文化衝突等問題，對香港的負面影響逐漸浮現。
港人須提升包容心態
港人對外國遊客沒有異議，但對內地遊客激增意見較多。有意見認為，歐美遊客提升香港的國際城市形象，而內地遊客則逐漸使香港「墮落為內地的一個普通城市」，令香港本土文化逐漸被內地人「溝淡」，以致經濟生活亦令人有「大陸化」、「赤化」等等的強烈感覺。乃至部分港人徬徨地追尋與捍衛各種自己的文化與生態，甚至喊出「中國人滾回中國去」的偏激口號。
應該說，自由行刺激了香港經濟復甦，推動了香港經濟發展；但是遊客太多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對自由行問題，不能因遊客太多而因噎廢食，拒之境外，也不能盲目增加人數。香港政府必須在提升接待旅客能力，增加和改善旅遊配套設施的同時，港人還須提升包容心態。
香港的成就與移民及兩地交流分不開
不過，如果以歷史眼光看自由行，就可能得到比較客觀公正的看法。從1842年香港不足4000人口到今日成為人口超過700萬的大都市，香港是一個由移民所組成的都會。可以說，香港的各種成就，都是由各個時期湧入香港的移民，特別是由改革開放以來兩地頻繁深入的交流所推動及貢獻的。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80年代初，香港經歷了四次內地移民浪潮。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第二次是1945年至1949年間，約130萬人遷移到香港，為香港注入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及勞工；第三次是1961至1963年，為迅速發展的香港製造業提供了生力軍；第四次是內地「文革」期間，這時期有50多萬人偷渡到港，其中有大量知識青年。這批移民中，許多人都白手起家成了現在的商界精英。直至現在，很多內地新移民縱使帶著會遭譏笑的鄉音，依然努力學習粵語以融入社會工作。
獅子山下同舟共濟造就了香港奇跡
回顧歷史，「抵壘政策」是當時香港移民政策的神來之筆。想移民香港的人，可以憑機智聰明成功抵壘，也可以憑超卓體能和勇氣，跳進後海灣冒渡海風險成功抵壘。1980年10月，港英政府宣佈取消「抵壘政策」，當日臨近12點，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在看電視直播，現場的警員一邊高高拉起隔離繩，一邊高聲給那些還在飛奔而來的偷渡者加油，還用力把跑到跟前的一把拽進隔離繩以內。這個場景，可算是香港居民與新移民和諧共融時代的一個尾聲。
獅子山下同舟共濟造就了香港奇跡。早期的開放移民政策，香港市民對新移民感同身受，並不惡意抗拒。港督麥理浩規模龐大的福利計劃，對新移民亦沒有刻意排斥。直至「抵壘政策」宣佈結束前，香港居民對新移民都是抱著比較開放的態度，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許多香港居民都還記得自已也曾是移民。另外，新移民的確對社會的貢獻遠大於破壞。
顧忌自由行「溝淡」香港價值乃過慮
內地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居民對內地新移民的戒心逐漸加重，發展到對自由行的憂慮和抗拒。不久前香港有兩項調查引發關注。一是香港教院的一項有關新移民的調查，顯示有近半數受訪者覺得新移民享用社會福利多於貢獻、降低平均工資，認為香港應減少新移民人數。另一項則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顯示港人對內地人的好感僅高於菲律賓人。兩項調查，研究的分別是對新移民和內地人的看法，雖然對象並不相同，但兩者之間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為何上世紀以來的文化熔爐政策到現今不僅失效，更激起了前所未見的摩擦與矛盾呢？這值得深思和探討。當仔細審視兩地民眾大規模交流產生的摩擦與矛盾背後社會的真正結構，可以發現有人認為內地移民和遊客是「文化侵略源頭」的觀點大多不成立，而顧忌內地移民和遊客會以內地的那套模式「溝淡」香港價值，也實在是過慮了。實際上，香港人與內地人同為華人，語文互通，更加沒有宗教隔閡或世仇。內地部分人文化素養低，如大聲喧譁、地鐵飲食、隨街蹲坐甚至小孩子隨處便溺，完全是香港人半個多世紀前的寫照，只不過港人發展起步早，國際視野廣所以陋習漸除。
香港擺脫停滯才能恢復包容胸襟
一般認為，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人們擁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禮教習俗底下的身份認同。但另一個對文化身份的理解認為文化身份是一個永遠未完成的工程。荷爾（Stuart Hall）認為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個「形成過程」 （Becoming）而不是「成為」 （Being）。香港發展史與移民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今天的部分港人，過去是內地人，或者說今天的港人的父輩或祖父輩，絕大部分都是內地人。因此，香港人的文化身份，是在香港與內地交流的「形成過程」中 （Becoming）不斷形成的。
最大的問題源於政府政策錯位，上一屆政府過於依賴自由行，忽略推動香港本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忽略推動香港本地經濟全面發展。在香港社會經濟停滯的情況下，內地自由行人流、錢流大量湧入，自然令部分港人覺得香港正在變為內地一個普通城市，覺得香港本土文化被內地人「溝淡」。但是，香港與內地的社會經濟融合不是一條邊界或一些技術性政策如限制自由行人數可以理順的，更不是「閉關鎖港」可以解決的。也許最可行的是香港像新加坡、韓國那樣發展新興產業，或者是像北歐小國如芬蘭、瑞典那樣發展出一些能在世界市場有競爭力的產業。總之，只有香港社會經濟擺脫停滯狀況，香港人才能恢復過去與新移民和內地人和諧共融的氣度、胸襟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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