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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紹璗教授。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列島，就其歷史的悠久以及傳播的規模而言，不僅構成了中日文化交流中極其重要的內容，對東亞以至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嚴紹璗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簡述了漢籍東傳的歷史。
四個時期的不同傳播形式
日本歷史上排列有序的天皇紀年，是從繼體天皇元年（公元507年）開始的；也就是說，大約從公元五世紀末到六世紀，日本才從傳說時代進入了有歷史記載的時代。而中國文獻典籍東傳日本的稽考，也是在六世紀以後，才開始有較可靠的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提供原典憑證。
在公元五世紀末到八世紀末期間，漢籍主要透過以人種交流為自然通道的形式傳至日本。據日本第一部書面文獻《古事記》記載，漢籍是在「應神天皇」年間最早傳入日本：「天皇命令百濟國說，『如有賢人，則貢上。』按照命令貢上來的人，名叫和邇吉師。隨同這個人一起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而在《日本書紀》「應神天皇十六年」的記事中，亦有相關記載。歷史學家參照其他實物材料，因此推斷出，早期漢籍的東傳，最早是經由百濟而得以實現的。這時期中，大量中國人經由朝鮮半島到達日本；在他們東遷時，漢文獻典籍作為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亦因此傳至日本。
自八世紀末開始，中國文化的主要著作漸漸轉為以日本貴族知識群體為主體的形式傳播。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移居新的京城，定名為「平安京」（今天的京都），開始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平安時代」。當時，日本權力階級為使國家盡快擺脫殘存的原始形態，並趕上中國唐代的文明，獲得更多的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繼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們第一次自覺地對中國文化實行全方位的開放，在朝野中營造出一片謳歌漢風的風氣。814年，嵯峨天皇即位，在不到四年的時間內，便敕令編撰了《凌雲集》與《文華秀麗集》兩部漢詩集，開啟了其後三百年間日本漢文化之先河。此後十五代天皇，亦相繼以自身深厚的漢文化修養，著力於本國的文化建設。貴族則在中國遍尋書籍，然後運歸日本。
日本自十二世紀後期起，國家政治權力進入了多元的形態，一直至十六世紀後期，佛學宗教文化成為了中國文獻典籍與文化通向日本列島的主要管道。在這段期間，將軍率領武士互相爭伐。戰爭嚴重摧殘了文化，平安朝四百年間建立起來的文化事業，幾乎被破壞殆盡。當時在日本國土上，唯一遠離戰火的便只有寺廟；一線學脈，便因此維繫於寺廟文化。事實上，早期傳入日本的佛教為朝臣公卿所把持，又因為注重經典和強調法會，實為貴族所有，故又稱為「貴族佛教」。將軍武士起而爭奪天下，需要一種以朝廷公卿不同的意識形態作為其精神心理支柱，主張「人人皆可成佛」的禪宗因而得到武家大力推崇。當時，在日本禪宗的五山寺廟中，禪人們「專談經史百氏之書，傍及雜說，吹藜繼晷，莫不達明」，閱讀和鑽研非佛門的中國文獻典籍，蔚成風氣。在這樣的一種學術風氣下，五山儈侶十分留意漢籍的收集、引進和保存。據《泉湧寺不可棄法師傳》記載，日本僧人俊芿在杭州徑山學禪參定後，帶回國的典籍中，除佛典1200餘卷外，便另有外典學籍719卷，數量可謂十分驚人。
日本自十七世紀後期起，政權逐漸趨於統一，一直至十九世紀中期，漢籍均以商業為主要通道的方式傳至日本。漫長的爭權奪利的戰爭最後壯大了將軍德州家康，他於1602年受封為「征夷大將軍」，駐營江戶（今東京），開始了日本歷史上的江戶時代。德州家康十分重視武功文治，在他還未受封之前，已在江戶的富士見亭設立了一座文庫。1639年，富士見亭文庫遷徙到新建的紅葉山上，便成了有名的「紅葉山御文庫」，其雅號也名「楓山文庫」或「楓山秘府」。這文庫著力於搜集中世時代流傳於僧侶手中的部分漢籍，特別是其中的漢籍善本。它亦會通過書商管道，直接從中國採購典籍。到幕府末年，紅葉山文庫所藏書籍已經有十萬冊之鉅，其中約有7500冊為漢籍文獻。此外，在江戶年間，商人崛起，日本的商業經濟發展迅速。這些商人在經濟上富裕的同時，也逐步進入文化的領域。如果說文化在平安時代是由貴族所掌握、五山時代時由僧侶所掌握的話，到了江戶時代，文化由社會某一階層所壟斷的局面便被打破了；而江戶時代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與這一時代文化發展的趨勢大致上也是同步的。
研究漢籍東傳的重大意義
嚴紹璗教授指出，縱觀十九世紀中期前以日本文學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可見它長期處於與大量漢籍「對話」的狀態中。中國與日本雖為兩種本源不同的文化，但在這樣持續不斷、長達1500餘年的「文明對話」中，兩種文化在多個層面中均形成了廣泛的聯繫。除此以外，中日文化交流為東亞文明研究中極重要的部分，漢籍東傳的歷史為各地學者在認知世界文化史時提供了一個極為生動的文明圖譜，意義十分深遠。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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