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王鴻泰
──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
明清年間，焚香品茗與品賞玩物成了時尚潮流，士人積極開展出一套「雅」的生活。究竟晚明文人是在怎樣的理念下，發展出這套文雅的生活文化呢？他們又如何利用這套「雅」的文化與世俗世界相區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先生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演講，便針對上述問題，簡介了自明後期社會所開展出來的文人文化。
「雅」的文化與品味
所謂「雅」的生活，可以說就是在生活領域內放置新的內容，將諸如書畫、茶香、琴石等各種與生產無關的玩物納入生活範圍中，同時在主觀態度上耽溺其中，對之愛戀成癖，甚至以之成為生活重心，作為個人生命的寄託。在感官的伸展與情感的投注下，生活呈現出一種別具意味的情境──一種離異於現實和世俗的雅的意境，一套文人式的閒賞文化亦由是構成。《四庫全書．長物志》中便言道：「有明中葉，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評書、品畫、瀹茗、焚香、彈琴、選石等事，無一不精。而當時騷人墨客，亦皆工鑒別、善品題，玉敦珠盤，輝映壇坫。」可見這套文化流行於明清社會中，成為當時部分士人藉以自我標榜，相互認同的一種生命情調與生活方式。
賞物以外，明清士人亦重視感官上的開發與空間上的經營。明代的袁宏道一生嗜茶，他在《袁中郎隨筆》中便寫道，自吏吳以來，嚐水既多，已能以味覺分辨惠山泉與中冷泉之分別。在《惠山後記》中，他亦云：「一日，攜天池名品，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一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亦有何願？』余曰：『願得惠山為湯沐，益以顧渚、天池、虎丘、羅庫，陸、蔡諸公供事其中，餘輩披緇衣老焉，勝於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意旨願以惠山作終老之地，以體味茶韻為樂。袁宏道在此所說的是飲茶要擇境，他所言的「境」，包括人的環境和自然環境，其重視的不僅僅是惠山的泉水及顧渚、天池、虎丘等地的名茶，還要有陸羽、蔡襄之類烹茶專家侍奉茶事，一幫茶人聚在一起說詩談文，那才是雅的品味的培養。
「雅」的文化所包含的矛盾
然而，王鴻泰指出，在這套雅致文化的背後，其實充滿了士人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與矛盾。宋代「重文輕武」，非常重視科舉考試，加上印刷術開始普及，讀書的門檻較過往大大降低，士人的地位得到鞏固。及至明朝，科舉制更進入了其鼎盛時期。明代統治者對科舉高度重視，如非驍勇善武者，報考科舉便成了莘莘學子唯一有機會出人頭地的途徑。可是，中央政府對考試之嚴密也超過了以往歷代，社會上的讀書人越來越多，不少人窮一生精力與時間於考試中，卻只有極少數人最終能考上科舉，吐氣揚眉。
在鬱鬱不得志的情況下，部分文人因此便借物質享受自我排解，與不如意的仕途抗衡。《容膝居雜錄．卷一》中便記載葛芝道：「余少年客座，酒酣輒醉，喟然嘆曰：『倘年過三十不能致身青雲者，當退隱於長林豐華間耳。』」由此可見科舉遲滯對士人帶來的沉重壓力。不過，王鴻泰亦謂，我們絕不能只單一和片面地理解這種「閒隱」理念為消極的人生觀──部分明清文人在所謂的退隱以外，其實試圖藉此離異於由科舉制度所支配的世俗世界，重新架構時間與空間，開闢出一個非世俗的「異境」，從中重新開展自我，營造「不俗」的生活形式、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前文所述的袁宏道便是其中之最佳例子。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在這套明清士人的流行文化中，背後實有著商人的大力參與。一方面，商人雖然掌握著財富，但因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因此欲透過結交翰林名士來提升自己的品位，「與名流雅士鑒賞為樂」（見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二》）；另一方面，士人亦需依靠商人的財力，特別是屢次考不上科舉的讀書人，往往便會為商人撰寫書誌或墓誌銘以維持生計。這些商人出手闊綽，「潤筆銀動數二十兩，甚至四五十兩。」（見俞弁《山樵暇記》）而龐大的古玩市場更是把文化連商業直接結合在一起。雖然如此，明清時部分士人其實仍看不起商人，認為他們胸無半點墨水而只懂投機取巧，但為了生活又不得不與他們親近，因此當中又包含著另一個矛盾。
結語
就明清社會文化發展而言，文人文化的形成和不斷開展是明中期以來社會文化自我繁衍、豐富化的過程。但就整體中國文化而言，這套文化的發展卻不能說是完全出自明清士人的獨創，諸如閒隱的理念、古玩的鑑賞或各種生活美學，都是承襲以前的文化再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因此，明清文人文化可以說是之前的時代各種文化因素的繼承、重新詮釋，並且和現實生活相互整合的結果。而在經歷這種詮釋和整合，並在生活中具體實踐，且不斷重新辯證以後，它已經發展成為明清社會的重要特色和成就。
下期內容將繼續探計明清時期的尚武風氣。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