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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鴻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發表署名文章，現載譯如下：
毫無疑問，香港不會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會改變現行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基本法》確立了「一國兩制」的方針來維持這兩個制度。然而，西方早已經在熱議資本主義的不同形態—英美模式、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新興市場也在試驗更多形態的市場資本主義；而香港《基本法》框架下的資本主義並沒有確立正統的解讀。以我之見，全國人大也不可能去做出詮釋。更重要的是，《基本法》並沒有把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冰封」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的當下一刻。《基本法》作為憲法文件只規定基本方針，允許在大的方針框架下有一定靈活性和變通的餘地。如果有人把「一國兩制」方針五十年不變的政策解讀為香港不可以有任何變革，那他要麼是天真蠢鈍，要麼是對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英國建立的殖民秩序抱有迂腐的忠誠。回歸以來，殖民秩序的許多元素和規章制度都完整地存留了下來。
社會制度必須因時制宜
殖民秩序遺留很多不良的影響，其中一個簡單例證就是產業高度集中在金融和房地產行業，此一趨勢仍然延續，儘管1997年和2008年的兩次金融危機曾一度打垮金融服務和物業的價格。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產業空洞化加劇，而相關的物流業以及商業服務業近些年來也慢慢地萎縮。
在此期間，特區政府在產業集中化過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自20世紀90年代初殖民政府採納相關政策以來，金融自由化日益加快推進。政府限制土地出售量，減少公屋興建量，這使房屋市場的整體供應量大減，打破了供需之間的平衡，使房價一路飆升。1997年之後，港口和物流以及城市建設方面的大型基礎設施建造項目屈指可數。就國際標準來看，不僅研發投入保持低位，支持香港本土製造業升級和持續運營的結構性支持措施也幾乎完全欠缺。1997年之後，特區政府的重點發展項目是旅遊業，實施了迪士尼主題公園和昂坪360的建設、海洋公園的擴建以及針對大陸遊客的自由行措施。這些措施和項目的確卓有成效，去年共吸引了超過4千萬遊客訪港，使旅遊業提升為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然而，一如住宅和商業地產，旅館和零售舖位等旅遊業基礎設施沒有相應增長，以應付大量湧入的遊客以及他們的強大購買力。遊客環節的設施供應吃緊，產生了外溢效應，使得非旅遊環節的價格也水漲船高，為資產漲價和整體通貨膨脹創造了一個結構性因素。
處理產業集中化衍生的弊端
產業集中化造成了一系列後果，當中包括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製造業和生產商服務業大幅縮水，造成大量中端和專業職位流失；金融服務和房地產行業只能提供少量高薪工作，根本不能補償上述的職位流失。旅遊業，尤其是大陸遊客巨大的購買力，促進了零售業務的發展，但也僅是為零售店舖的業主帶來厚利，尤其為奢侈品零售店的業主帶來巨額利潤，除此之外，只能提供低薪的銷售職位。無疑，低薪服務性職位的增長，使香港幾乎可以實現零失業率。但低收入使很多工人仍生活在貧困之中，儘管去年實施的最低工資或多或少幫助他們改善了處境。中產階級萎縮和勞動市場缺乏向上的流動性，削弱了香港的本地消費以及其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乘數效應，並把很多年輕大學畢業生長期局限在低端職位，使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夠通過升職和加薪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產業過度集中在金融業和房地產業，也使香港經濟在越來越動盪的全球金融系統中變得異常脆弱。而社會兩極分化，已經造成了社會的緊張和政治衝突，其激烈程度甚至比殖民時期更為嚴重。
面對這些不利的形勢，中央政府近幾年來反覆對香港弱化的經濟競爭力發出警告，並敦促特區政府擔當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從近來的國際經驗來判斷，沒有任何經濟體單靠市場力量，就能夠克服結構性問題並實現升級，因為市場力量已等同被既得利益集團控制的現狀，而他們正是結構性問題的罪魁禍首。政府擁有豐富的資源以及不受既得利益集團的控制，因此，政府本身才有能力打破路徑依賴的鎖閉效應。香港也不例外，要把香港從現有的經濟、社會、政治僵局中解救出來，特區政府應是唯一可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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