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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中
1963年夏，我第一次與林福孫先生見面。
正於醫科第二年求學的我，正在圖書館埋頭苦讀。突然，高年級文科的宿生趕來，號召到學生會開會。原來宿生對一段時事，極度不滿，正商量有所表示。事情是這樣的：九龍半島現稱將軍澳的地方，當時稱「西貢坳」，當地人愛稱「七號墳場」（確實沿山脊頗多墳墓）的地段，建有好一批無牌木屋，住著上千的貧民。市區發展，老是給貧民製造麻煩，限令兩周內全部搬出。
上世紀六十年代，殖民政府保守得很，制定政策便要求絕對遵守，不容許任何干擾。大學內同學大都懦弱怕事，對社會問題充耳不聞。七號墳場遷拆，竟打動了大學生的良心，一下子得到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幾間「書院」的響應，浩浩蕩蕩，遠赴西貢坳，給貧民義務遷拆、築路、搬運等。幾天之內，隊伍自主成立了「大專社會工作服務隊」，是為香港殖民時代的第一次、第一個學生服務組織。
我身體又瘦又弱，擔當不起搬運，自然被編到修路組。修路組的領隊非常專業，要求又高。據說，他在美國讀的是建築，因此對小工程頭頭是道。那人高個子，額前頭髮稀，說不正宗廣州話，凡事要求準確，改正你，但亦容得下錯誤。解釋錯漏之前總是格格兩聲笑。那人是新亞書院輔導長，同學們盡力依照他的吩咐和建議去做。據說他從美國來了不久，人人都能看得出，因為作風確實不同。他帶了妻子和幼兒來工地，本地人哪會這樣做。林福孫先生便是如斯的大專親善大使和技術指導。50年前的那段日子，留給人的印象便是這麼深刻。
大專服務隊之後也經過頗一些寒暑。林先生據聞到了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文化大革命。當醫生的實在慚愧，天昏地暗攢的都限於一個皮囊。林先生倒真了得：讀建築、又神學、又哲學、又社會革命，我們欣羨不已。
突然，林先生回來了。而且一家老少，準備到四川家鄉去親歷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多麼轟動的決定。今天要算浪漫，當日是令人詫異的決心。
很多年後，林先生返港，經營集運箱，為我國剛開展的航運企業作實務。之後又經營旅舍、電腦等等，都以關注國家需要為目的。
我們殷切希望，林先生一家的文革經驗，能經他的筆墨加以細述。結果他寫了中國發展的分析。我們未能看他的革命歷史，至今仍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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