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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電影計劃的導演包括（左起）：林淑貞、卓亦謙、羅昊及何偉豐、 陳大利、李卓斌、施潔玲（監製）、洪光賢。
剛完結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氣氛熾熱，場內多家電影公司掛上新鮮熱辣的宣傳海報，影人在會場內竄來竄去，尋找商機。一部電影的成功，從觀眾的角度來看無非是劇本好、拍得好，但對影人來說，則不只停留在創作的層面，如何向投資人「sell」劇本，如何溝通、包裝、宣傳，也是不能忽略的環節。
今屆電影投資會有一個有趣的項目叫「綠燈行動」，是香港電影發展局「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的延伸版，找來業內資深影人與年輕導演配對，並在投資會上提案發表，且看能否吸引銷售代理、發行商、製片人的注意，從而衍生拍攝機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主辦方提供
去年創意香港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分專業組及大專組兩個組別，參賽者提案後由專業評審選出優勝者，並獲電影發展局資助拍片，目的旨在提攜新人。大專組由陳志發、王進奪得各二百萬資金，專業組的五百萬則由拍攝《音樂人生》而聲名大噪的紀錄片導演張經緯奪下。
後來，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長馮永與一眾評審討論後，認為專業組有不少優秀的作品，於是便衍生出是次的「綠燈行動」。主辦方更邀請六位業內人士擔任導師，包括泰迪羅賓、曾國祥、電影監製兼後期製作陳樹幟、資深製片人莊澄、高先電影董事總經理曾麗芬及電影監製兼營銷發行顧問吳慧芬，指導六位年輕導演，讓他們了解電影創作以外的流程。
資深影人指導
「年輕導演有必要早些了解這些創作以外的事，」現為天馬電影行政總裁的莊澄說。他今次負責指導的八十後年輕導演陳大利，是此前「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的四強選手之一。陳大利已一腳踏入電影圈，編寫過《葉問》、《狂舞派》等電影，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這次他的劇本《黃金花》也幽默十足，講一個師奶被老公背叛後，把責任歸咎於狐狸精，因而策劃了殺人計劃。師奶這個身份本身已足夠玩味，而師奶的人生幾乎從不被人注意，把師奶「擺上枱」，陳大利坦言與當前社會對這個族群的定位不無關係。
劇本有話題性，卻不足以「被人看見」。「我覺得故事很好，但如何去表達你的故事也很重要。」莊澄說，劇本寫得好，不代表故事表達得好，如何去「賣橋」其實更重要。「大利是很優秀的編劇，也很懂得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橋段，但在商業製作或投資人想法的部分就不太熟悉。」莊澄當初從電影宣傳做起，編劇、監製一路下來，對市場取向、創作製作可謂了如指掌。
兩人至今見了三次面，創作、製作、宣傳，無話不談。「作為導師，你不能主導他的思想。」大利希望電影走藝術路線，莊澄不會說甚麼，後來大利改變想法，希望加入更多商業元素，「我就跟着他的思維走，不會硬要他加入一些女角，刪減一些角色，這就不是他的東西了。」導師最大的作用，是幫導演完成他的構想。
莊澄的身份稍為特別，不「獨沽一味」，創作、宣傳、製作、發行全都涉足過，能夠宏觀地去檢閱一部電影的缺陷不足。大利在電影項目提案會上只有六分鐘去展示他的想法，如何利用這六分鐘去表達是關鍵。「他的外表很年輕，我叫他一定要穿西裝，投資人很現實，以前你戴膠錶，他不會跟你說話。」大利近視不深，眼鏡可戴可不戴，莊澄叫他最好戴上，遮掩他臉上的孩子氣。
學會彈性處理
電影投資就是一場買賣，老闆受不受落往往不是取決於創意才華，而是presentation skill，很輕率，但這就是現實。年輕導演初涉「大染缸」，難免對電影抱有過分浪漫的想法，莊澄便是要提早一步告訴導演們這些「行規」。
「這三次會面很實在，我們就是根據這次的presentation去討論，大家很具體去研究要添加刪減甚麼。」大利說，以往的編劇工作，大多是和導演溝通，如今自己一個人拍一部戲，視野、焦點不再一樣，所關注的東西也更廣泛。
「大利提到師奶有家庭有仔女，每天買餸煮飯，最後有事也以家庭為主。我會跟他說，來這裡聽的人，可能會透過即時傳譯接收資訊，你說師奶，他們可能不明白，你要跟他們解釋師奶便是家庭主婦。」莊澄說，和投資者溝通真的很重要。當年開拍《頭文字D》，攝製隊已前往日本拍攝，但出版社這時表示，有二十九個地方必須修改，否則便要停拍。那時莊文強、麥兆輝已在現場拍攝中，表明不能停拍。如果不是做過創作工作，純粹搞宣傳、發行，大概早已跟大伙說停拍，畢竟「講緊係一日幾十萬」。莊澄看了條文，決定與出版社傾，要求一個日轉英的翻譯，穿上西裝，打好領帶，信心滿滿地跑去和他們見面。「那個年代的人很怕英文，我們去到那邊說英語，裝成國際化的樣子，開了三個小時會，最後只需改一個地方，恰好那個也是我想改的。」說到這莊澄忍不住笑起來。
遇上這些，有人可能會先「氹掂」老闆，最後陽奉陰違；也有人會以投資者的想法為主，想怎麼改便怎麼改，「但我不主張這樣做，新導演要彈性處理，盡快學會怎麼處理。」
這是一場遊戲
換個角度，製片人對創作者也要夠開明，莊澄當年與彭浩翔的交手便是最經典的例子。「當時，《志明與春嬌》出來後叫好不叫座，因為這是三級片，我和他說要多拍一部，要打入內地市場，好賺回一些錢。」彭浩翔答應了，回去想故事，豈料過了兩個月，全無音訊，他後來打來，有了以下這番對話。
「莊生，我想不到故事，因為我想不出戲名。」
「戲名很簡單，可以叫《志明與春嬌續集》或《志明與春嬌2》。」莊澄提議。
「對不起，我是不拍續集的。」
「但我也是編劇，我覺得不需要有戲名才想故事，你先想想故事......」
「不行，我的思考方式就是這樣。」
大概所有人都覺得彭浩翔「玩嘢」，但莊澄想了想，叫他一個小時後再打電話來。後來，他就跟彭浩翔說，「不如叫《春嬌與志明》。」彭浩翔思考了兩秒，「這個戲名非常好，我去想故事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但也反映出製片人與創作者的互動關係。電影拍攝、技巧運用，學校會教，不然多看幾本書也能學到，但拍攝當中遇到的問題，沒辦法在課堂或書本上找到答案。與投資人相處也是一個學問，他為甚麼要買《黃金花》？「咦，原來《黃金花》這個名字也挺特別，欸，這個導演寫過《葉問》，又寫過《狂舞派》，還拿過獎，不錯喔。」
說到底，就是一場鬥智鬥力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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