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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6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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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十年」暗藏戰爭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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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田雄二郎述說辛亥革命前後東亞格局流變

1901-1911這十年,被一些歷史學者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在當時亞洲主義思潮盛行,以及中國留學生赴日本學習、日本參與清末新政等背景下,這十年中,日本的擴張一面往往被忽略。但恰恰是這十年的時間中,埋下了中日後來二度發生戰爭--侵華戰爭的種子。這是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村田雄二郎不久前在香港城市大學進行One Asia Foundation學術交流時所表達的觀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 全

思考近代、現代甚至當代中日之間的交惡問題,特別是侵華戰爭的爆發起源與動因,村田認為,必須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進行重新把握和定義。就時間上而言,村田雄二郎認為,所謂1901-1911這十年時間,被部分美國學者稱之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是並不準確的。村田承認,固然,在一部分學者看來,在這十年時間中,當時的大清國與日本之間的學術、人文、實業甚至清代官制改革,兩國均有很多互動與合作,且大量大清國留學生前往日本,但是,卻不能夠否認日本在這十年中進行的擴張,特別是對朝鮮的吞併。而在空間上,由於日本的擴張除了中國,還包括了朝鮮甚至更廣闊的地區,所以,思考中日之間的關係,應該在地理思維上,置於「東亞」的區域框架中。如此,才能較為全面地去看待兩國的歷史互動脈絡。

源點起自日俄戰爭

村田表示,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對中國的影響相當巨大。戰爭結束之後,俄國與日本簽訂了合約。合約的一個重大影響,便是俄國的勢力暫時從東北亞撤出,當時的朝鮮半島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此後,日本加快了吞併韓國的進程。而1909年發生的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事件,更是使得吞併進程於最快時間內完成。1910年,在韓國親日派李完用的主導下,當時的韓國純宗皇帝被迫簽訂所謂的「合併」條約,開啟了日本殖民統治韓國的歷史。不過,村田指出,二戰之後,日本歷屆政府均認為當時的所謂「日韓合邦」是合乎國際法的。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村田指出,以他個人的觀點來看,當時的韓國純宗皇帝,完全是在被迫無奈的情形下簽訂條約。此外,村田還表示,日本佔領韓國之後,在韓國皇宮附近修建了總督府。這樣的建築,毫無疑問是對韓國民族心理與尊嚴的巨大傷害。

除了日本吞併韓國之外,日俄戰爭的又一個重大影響,便是中國的滿洲地區成為日本侵略的範圍。村田說,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滿鐵公司,試圖修建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以擴展日本的軍事與經濟影響。令中國人痛心的是,在日俄就戰爭問題交涉期間,由於日俄合約涉及中國在滿洲地區的主權,故而當時的清政府曾試圖派人參與和談,但是卻遭到了日俄兩國的同時拒絕。不僅僅如此,日本當時已經通過外務省以及陸軍參謀本部,派出學者內藤湖南等人前往中國東北以及中韓有領土爭議的間島地區進行調查,為日後的擴張行為進行準備。

不能忽略的美國角色

村田特別指出,關於中國的滿洲地區,學界往往忽略另一個重要國家的角色--美國。村田說,當日本開始取代俄國逐步佔領中國的滿洲地區時,美國也試圖介入滿洲的資源開發,將其作為自己的經濟利益區域與勢力範圍。故而,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南滿洲地區,發生了美國與日本的外交及利益衝突。於是,1909年,美國正式提出了「滿鐵中立化」的提議,試圖形成美國與日本在中國滿洲地區的利益共享。

而在1908年,美國就已經與日本簽訂了條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美國承認滿洲為日本的勢力範圍;而日本承認菲律賓為美國的勢力範圍。村田表示,這是極為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博弈與妥協。而在這一過程中,雖然中國政府--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後來的民國政府,外交官們都試圖盡力保全國家利益和主權,但是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帶來的是弱國無外交。中國不可避免的在這一國際博弈中,失去了自己的主權。以至於安奉鐵路實際上根本未獲得中國政府的許可,但日本依舊強行開工。

中國知識界的警惕

日俄戰爭的結束,以及韓國被日本吞併、中國喪失在東北地區的主權,觸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危機意識和愛國熱情。當時,日本已卸任的首相大隈重信主張所謂「支那保全論」,認為日本是亞洲先進的文明國家,而中國與韓國是亞洲落後的國家;中、日、韓三國均屬黃種人;因此,日本有責任幫助和提攜中國與韓國共同進步,同時排拒白種人國家在東亞的勢力。這種論調,引起了當時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警覺。

村田說,尤其是在韓國被日本吞併前後,中國知識界的不少人已經將日本視為是一個對中國具有侵略可能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時的中國,盛傳這樣一種傳言:伊藤博文擔任過日本駐韓國統監;而大隈重信則將擔任中國的統監,以此來實現日本對中國、韓國的一併侵吞。這種說法在當時頗為流行,反映出了中國文化知識精英深深的民族憂患意識。特別是後來成為民族資本家的張謇,便主張清廷必須盡快進行內政改革,立憲法,以扭轉國運的頹勢。當時的上海《時報》等輿論傳媒,也對日本可能派大隈重信統監中國的傳言保持高度警覺。

在村田看來,對這一問題觀點最為深刻的,是當時已經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梁啟超認為,惟有將中國變成一個立憲的文明國家才能避免亡國滅種的危機;此外,梁啟超甚至專門撰寫文章,總結朝鮮亡國的緣故,認為其專制宮廷要對國家的敗亡負最大責任。在另一個層面而言,梁啟超認為,現實的中國,必須緊緊守住外交、財政與軍事三項國家主權,避免重蹈朝鮮的覆轍。村田指出,有關大隈重信統監中國的言論,在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又被輿論提出。可見,在當時的日本擴張背景下,中國知識界與國民對國家主權與尊嚴的捍衛已經越來越堅決,對日本也充滿了警覺。

故而,村田雄二郎認為,所謂中日關係「黃金十年」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中日之間後來兵戎相見、侵華戰爭爆發,與1901-1911這十年的日本擴張路線有茈角j的關聯。在思考中日現代與當代的歷史時,回到這個被稱為「黃金十年」的時間中去思索,或許更能夠找到歷史的答案,汲取歷史的教訓,共建兩國以及東亞未來永久和平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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