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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從台中考進普林斯頓大學的劉安婷，年輕的人生履歷表上原本只有乏味的「資優生」光環，以及被同齡人豔羨的「會讀書成績好」、「名校女生」等刻板印象。然而對教育的熱情與想像，賦予了她在走出象牙塔之後的另一番人生憧憬。她放棄了在美國高薪的顧問公司工作，回到台灣創辦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計劃，希望改變台灣城鄉教育不平等的現況，為偏鄉孩子帶來平等的教育機會。
擔當起這種翻轉下一代教育環境之使命的劉安婷，卻只是個不到25歲的女生。
當年，她深惡痛絕台灣死板而磨滅個性的教育系統，鐵了心往國外去，追尋更自由的發展環境。但她又有一個關於教育的夢，大學期間她沒像同齡人一樣進大公司實習，而是不斷奔走在迦納、海地、日內瓦，參與NGO的活動，為那些貧窮地方的孩子提供教育支援。而當她終於成熟，她意識到自己應該回家，回到台灣，改變自己最熟悉地方的教育品質。嚴長壽、方新舟等眾多台灣前輩都看好劉安婷腳踏實地的勇氣。創立Teach for Taiwan對於年輕的劉安婷來說，是一場冒險，卻也凝聚着她對台灣和對教育事業的深愛-如同她喜歡的那句徐超斌醫師的名言「愛不是我們要去的方向，而是我們出發的地方。」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黃偉邦
文=香港文匯報
劉=劉安婷
「回到where I am a insider的地方」
文：首先，你會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嗎？當初以優等生身份入讀普林斯頓，年紀輕輕又接觸到許多資深前輩支持你創辦Teach for Taiwan？
劉：我非常肯定自己是個幸運的人，我雖然不是一個有錢家庭出來的孩子，但起碼是個健全家庭，這本身已經有很多幸運在裡面，至於我是個優等生這件事，也有很多幸運。因為其實在這個體制內，有很多聰明孩子是不被看見的，那剛好我是能夠考試的孩子，剛好我的聰明被這個體制看見。進到普林斯頓的確是另一個極大幸運，因為在我前三年和在我後三年都沒有錄取什麼台灣學生，所以這一切都是幸運--至於有多少是我努力爭來的，我覺得很少。
但之後有機會跟這些前輩來講話，我並不覺得幸運是唯一原因。我在跟Stanley（嚴長壽）講話之前，是跟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方新舟先生聊。他跟我說，其實學歷反而是我的包袱，因為一開始他反而不想跟我講話，他覺得我是帶着對自己某一種膨脹的自信，覺得自己有膨脹的資格去做事情。但後來他願意認真看待我們想做的事，是因為我願意學習拋掉學歷帶來的光環跟刻板印象，真的捲起袖子做些事。所以當我回來台灣時，那才是他們願意認真看待我的時刻。
他們願意幫助我，是因為我真的願意踏出那第一步。學歷的光環是不是一個助力？我覺得是也不是。是，它讓我有機會出去看這麼多的東西，但反過來說那個學歷有時也是我的負擔--因為學歷對我來說不是重點，但很多人反而會只看那個東西，而不是專注在我們做的事情和關注的議題上。
文：你對教育的熱情是從什麼時候萌發的？
劉：啓發點來自父母，我父母他們是服務中輟生，所以我在讀高中時有機會放學幫他們家教中輟生。但那時我沒有意識到自己對教育產生了興趣，上了大學才越來越深體悟，但我還沒確定應不應該把它當成一種職業。到大三選系，我讀的是公共與國際事務，那裡面有很多細項，而我選擇了教育政策。我最終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education for all，我真的想每個孩子都有受教育機會，至於怎麼做這個事情我那時還不知道，老實說那時我也沒有直接想到台灣，覺得好像最直接需要的地方是非洲或者所謂落後國家。所以我一直往那些地方跑。
但後來我開始反思我自己能夠做什麼事情？在那些地方我再用心，其實都是個外來者，要克服很多barriers才能發揮一些影響力。我在那些地方來來去去，希望帶給他們一些幫助，但那個幫助是很短期的甚至是膚淺的，相反如果我自己希望有深度的長期的貢獻和影響力，我需要去一個where I am a insider的地方。所以當然我可以去另一個異鄉住很久真正變成insider，或者是：我應該回頭看看自己原本來的地方。
我經歷過台灣整個的education system，我知道問題是什麼，雖然台灣跟非洲情況非常不一樣，但台灣的需要是很真實的。真正能回應台灣需要的，是和我一樣身邊這群台灣自己真正本土的年輕改變者。我反觀非洲，一點都不會覺得自己離開會有愧疚感。因為真正能夠在非洲造成長遠改變的是他們的年輕人，我很願意在背後支持他們，但最終做出改變的一定要是他們的年輕人，就跟我在台灣扮演的角色一樣。
文：Teach for Taiwan師法美國的Teach for America，這一開始就是你的構想嗎？
劉：Teach for America從我一進大學就聽過，因為幾乎所有美國人都知道，而創辦者又是普林斯頓畢業生，但其實老實說我一直沒很認真研究過他們的model。直到畢業那年才開始研究。那年我一邊在做consultant的工作，一邊在跟台灣的嚴長壽、方新舟總裁他們遠距離討論這個solution，我這才看到：台灣竟然有這方面的需要。當時他們反問我，美國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有沒有類似的教育問題，他們是怎麼解決的？我這才想到Teach for America的model，說不定有些經驗我們可以借鑒。
所以我開始做研究，做了三個月之後，覺得說不定有partner的可能性，就跑去他們總部希望和他們談合作，合作一直談到現在。而且我覺得這個model認識它是一回事，真正把它拿來台灣在地化才是更重要功課。Teach for Taiwan開始的一年籌備期裡，很多時間花在我們台灣這個team，把我在美國的研究想法，一個一個拿去問在台灣現場工作的老師或社區工作者，問他們「我們這樣在台灣做，會不會幫到你們？」，所以那個model其實在不斷evolve，逐漸在變成一個非常台灣的東西。
文：所以整個構想其實是你自己提出來的？
劉：是一開始我和父親吃晚餐，他就提到因為他們多年在教育現場，看到問題苦無解方，他問我有什麼想法，我們吃飯brainstorm時我想到what if 我們有個Teach for Taiwan？後來我父親碰到嚴總裁，提到這個可能性，那時我已經回美國工作了，他們就遠距離和我用skype談這個事情。但當時我一點想回來的想法都沒有，只是想，我既然有這個expertise，我就來幫忙大家，我一直覺得「公益平台」或者其他基金會會有興趣做，但其實各自的基金會都有自己在做的事情，而這是個需要獨立出來做的事。他們才問我「你願不願意回來做？」，而那時我已經too investigate，投入太多想法在這裡面，我很難說不，也很難離開美國，掙扎了一段時間才決定回來。
「對我們的需求消失了，那代表我們成功了」
文：你有信心把Teach for Taiwan做成Teach for America那樣成熟被認受嗎？
劉：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分兩方面，一方面是我有信心盡力去把我們所能做的每一步都做到最好，而且相信它能發揮所能發揮的最大影響力，我們提供good quality而且有使命感的老師去台灣的偏鄉地方。我的信心首先是因為這計劃一開始就有政府、NGO界一起參與設計，是跨領域的collaboration，第二是一個NGO組織成功與否，應該是使用我們服務的人來評價我們有沒有真的幫到他們。我們的每個環節--無論是如何篩選老師、培育老師、怎樣支持老師發揮影響力，這一切的設計背後，都有需求方參與。所以最大的信任和評價，來自於我們去幫忙的人。需求方的聲音在我們這個領域很重要。
但反過來說另一個層面 ，相信一個組織成功不代表你不能接受它犯錯或者失敗，要有不怕失敗的決心才能走到成功那一步。如果證明出它設計錯誤看錯了需求，那我要接受自己犯錯的可能。要open-minded：如果需求方不需要我們，那我們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文：但從目前台灣的狀況來看，這種需求還是很大的。你認為這種對教育平等的需求未來會否減少？
劉：如果有一天這個需求不見了，我們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代表我已經成功了，我已經終結這個教育不平等的問題啦。所以我們的這個成功跟企業的成功並不一樣，需求有沒有增長不是我們最在意的事--反而如果需求越來越小那才代表我們真的在做對的事情。可能不是有生之年，但我希望有一天，這樣的事會發生。
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
文：你期待你們所幫助的孩子，他們的未來是怎樣？
劉：我希望他們獲得優質教育和自我發展的機會，不一定是要上大學的機會。我真的並不覺得一個孩子一定要上大學才叫成功，只要他可以得到應有的自我發展的機會，或許他不想上大學而想做一個很棒的木工，或者他想要出國去旅行寫作，其實有很多大學之外可以自我發展的方法。所以那個「機會」是不是升學制度下的機會？我覺得孩子可以自己做決定。但這個孩子要有基本「學力」--如果一個人連小學程度的閱讀和數學能力都沒有，他未來不管要做什麼都受限，再來是他們需要文化的刺激，一個老師應該盡力讓孩子看到他的世界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文：很多老師最初都是懷着對教育的熱情進入這個行業，但隨着歲月磨蝕，或許有一天他們會變成自己曾經不喜歡的那種老師，那你怎樣永葆對教育最初的熱情呢？
劉：我最喜歡的事就是做老師，我最喜歡面對孩子在第一線教書。我覺得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每次我想找回自己最初的動力時，我就回來看看孩子，因為他們也是我的目標。
或許我一個人沒辦法反轉整個台灣的教育體制，那需要很多人用很多時間去完成，但回到真實的第一線和孩子的關係上面，就是我維持自己熱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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