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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公民黨最近推動「港大校友關注組」於9月1日召開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大會，企圖製造壓力迫使校務委員會屈從畢業生議會的政治訴求，推陳文敏上位。眾所周知，香港大學是根據香港大學條例進行運作的，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畢業生議會」並不是監察和制衡校務委員會的機構。關於副校長的任命，「關注組」並沒有法理依據去進行干預。公民黨為了壟斷和爭奪香港大學的人事權力，採取隱身術，用其他團體的名義干預大學自主權利，是賊喊捉賊，企圖欺騙、利用公眾成為他們謀取一黨之私的棋子。
公民黨背後發功 圖取港大人事權
「港大校友關注組」最近動議港大畢業生議會９月１日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討論如何盡快完成香港大學副校長（學術及人事資源）任命程序，以及校監和校委會改革建議。支持的專業團體包括「法政匯思」、「杏林覺醒」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等，這些團體都是激進的團體。他們動議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校委會30天內據既定的任命程序和行事習慣，盡快確認副校長物色委員會的建議；其二，改革管理制度，取消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的安排，或只保留校監的禮儀角色。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推動關注組組成的是公民黨，黨主席余若薇、黨魁梁家傑，骨幹成員吳靄儀捲入甚深。但是他們又刻意站在後面，企圖保持距離，轉了一個彎，抬出了「畢業生議會」的招牌，企圖干預校務委員會的決定和運作。
事件的主角是陳文敏，公民黨創黨的時候，曾經公佈創黨會員的名單，陳文敏身在其中。陳方安生組織的影響香港政制的團體「香港2020」，陳文敏又名列榜上。如果陳文敏能夠在公民黨向校委會施加政治壓力的支持下，成為管理香港大學人事和資源的副校長，香港大學裡面的公民黨黨員或者激進的政治人物，就有機會雞犬升天，所以，公民黨全力為爭奪副校長這個職位衝鋒陷陣，組織暴力衝擊校務委員會會議和畢業生議會表決施壓力方式，務求令陳文敏當上副校長。但是，香港大學是一個公共的機構，絕對不應該由一個政黨控制其人事權。正因為如此，公民黨才變玩花樣，採取了隱身術，用其他團體的名義進行干預。
「關注組」沒有法理依據干預遴選
這次糾紛的起源，是校務委員會並沒有通過陳文敏擔任副校長的決定，而是採取擱置討論這個議題的安排，直到首席副校長委任出來為止。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已經通過電郵的方式，向各有關方面解釋說８月份就會決定首席副校長的人選。既然如此，這就是讓主管人事和資源的首席副校長參加副校長人選（因為負責人事的副校長是他的助手）的決定，聽取首席副校長的意見，在時間上，配合緊湊，並不是遙遙無期拖延。眾所周知，香港大學是根據香港大學條例進行運作的，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畢業生議會」並不是監察和制衡校務委員會的機構。公民黨突然抬出「畢業生議會」的招牌，干預校務委員會的決定，沒有法理依據，也是公民黨為謀取一黨之私利，企圖洗脫嫌疑的一種不光明正大的做法。
政黨要壟斷和爭奪香港大學的人事權力，是不妥當的。但是公民黨倒過來說，校務委員會擱置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是政治干預了大學的運作，是梁振英干預了大學的自主權。如果這是真實的，他們就應該拿出證據，等委任了副校長之後，甚至提出司法覆核，不要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扭曲事實的真相，欺騙公眾，企圖蒙混過關。
港大不可能照搬英學府管理做法
公民黨和關注組，一直強調香港大學不應該繼續由行政長官擔任校監，應該學習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因為這兩所大學，都不是英國首相擔任校長。英國的牛津和劍橋的成立歷史，和香港大學成立的歷史是不同的，關注組引用英國的例子，非常不恰當。香港大學的成立，由英廷授權及當時的港督盧吉協助籌辦的。香港大學個別院系課程設計、教師聘任、舍堂生活甚至不少建築物也處處突出了英國高等學院文化的獨特風格，在籌辦的過程，港督盧吉深深地介入了香港大學的管理，並且控制了課程設計、教師聘任和以後的校務委員會的角色。這個角色一直維持到1997年。陳方安生說，港督有權而不用。港督影響大學校務委員會的人事任命，這都是公開的事實。至於怎樣通過內定的渠道，讓港督的想法被校務委員會知道，也不需要對外公開宣佈，外間對此不知道，不等於港督不能影響大學的管理。根據現在的香港大學條例，某一些內部的文件，仍然呈交香港大學校監簽署。這正是香港大學在特定的條件下延續下來的運作。
英國牛津及劍橋大學的成立和香港大學完全不同。這兩所大學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英國皇室及基督教會與這兩所大學密切關係。1225年劍橋校監的出現，代表校監及院士希望在劍橋區外的ELY小鎮教會區內，以一個獨特基督教會組織形式管理及運作大學。直到1231年，由英國當時的國王亨利三世決定成立大學。國王亨利三世將校監（chancellor）與院長（masters）組成一個公司模式，成為大學之基本管理架構。重要的是，英國牛津、劍橋大學都得到國王、教宗及教皇的共同認可，從而確立國家大學之地位。沒有這段歷史，牛津劍橋也就不可能集中國家的資源，辦得那麼成績輝煌。在這個背景下，英國首相當然不可能成為牛津和劍橋的校監。香港大學的歷史軌跡不同，回歸之後，關注組提出照抄英國牛津和劍橋的管理方法，並不實際。劍橋大學由幾十間學院所組成，各自有不同的歷史，院長產生的方法，各有不同，到現在，有一些學院的院長，仍然由英女王委任。如果要照搬英國的模式，是否港大一些學院也要由行政長官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委任？所以，香港大學照抄牛津和劍橋，並不是香港應該追隨的方向。
英國劍橋大學上一任校監是愛丁堡公爵，當校監長達35年，後來退任大學校監一職，打破皇室傳統，改為Lord Sainsbury由選舉產生。但英國劍橋大學條例，需要高級的教授和有院士水平的學術精英，才有資格選舉校監，學術水平不足夠的本科畢業生之校友不能投票選出大學校監，不能干涉大學的行政管理。現在港大關注組卻要求由他們來修改校監產生的方法，並且製造形勢迫使校務委員會屈從畢業生議會的政治訴求，即是說，他們根本就不贊成英國的精英管治模式。他們要創造一個拋棄香港大學條例的政黨介入模式。這就是一種革命，歷史可以不要，法制也可以不要，這對於香港大學來說，當然是最糟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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