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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前中國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過程中，香港《文匯報》曾助一臂之力。 網絡圖片
■高秋福
在二十多年前中國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過程中，香港《文匯報》曾助一臂之力。此事鮮為人知，連報社人員恐怕也未必了解。作為涉事者，我卻一直記憶猶新，總覺得恍若發生在昨日。
許多香港同胞也許還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同中國沒有任何交往的以色列，利用其同英國的關係在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設立總領事館。設館的目的既不是為發展同英國的關係，也不是為發展同香港的關係，而是將此作為立腳點，力爭盡早敲開中國外交的大門。兩年後，鑒於這一目的一時難以達到，這個總領事館暫時關閉。到1985年，以色列認為時來運轉，又恢復這個總領事館，先後派遣後來擢升為外交部總司長的麥宇仁先生和副總司長的康露斯女士等外交精英主持館務。他們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了解中國的外交動向，搜集同以色列相關的政治與經濟情報。
1989年5月，急於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以色列，通過美國的一個猶太人社團邀請新華社記者往訪。錢文榮先生和我奉新華社總社之命，分別從常駐紐約的聯合國分社和開羅的中東總分社飛抵耶路撒冷。此前，中國一直視以色列為「政治外交禁地」，沒有任何內地人士正式訪問這個猶太國家。因此，以色列對我們二人的到來非常重視，聯合執政的利庫德集團和工黨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出面會見。這兩個政黨原本貌合神離，齟齬不斷，但其領導人在對華關係問題上卻無任何分歧。他們一致表示，在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以色列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礙，只要中國方面同意，簽個建交協議，「五分鐘之內兩國就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他們熱切希望我們將其這一強烈意願「如實傳達給包括高層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中國受眾」。
從以色列返回開羅之後，除向北京的總社報告訪問情況之外，我還撰寫了一篇記述這次難忘的以色列之行的劄記性文字，介紹以色列經濟、社會、文化情況，簡要提及以色列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願望。當時，中以關係屬於「政治敏感問題」，我揣摩這篇稿件恐怕內地任何報刊都難以刊用，掂量再三，我將其作為「記者遊蹤」欄目的稿件試投給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月刊。說實話，我對稿件的刊用並未抱多大希望。因此，稿子發出後也沒有過問，編輯部也沒有同我聯繫，我認定稿件是「遭槍斃」了。
這個想法很快被證實是錯了。萬未料到，《中國記者》的編者很有膽識，迅即將這篇小稿編發，刊載於九月號上。香港《文匯報》不知怎麼發現這篇稿件，不但迅即轉載，而且給以突出版面。我最早得悉這兩則信息，並非通過這兩家報刊，而是一位原本不相識的外國人。
這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開羅的辦公室寫稿，忽有一同事通報：樓下有位以色列人來訪，堅持要見你。我把來人迎進會客室，只見他中上等身材，一頭皤然銀髮，深度眼鏡後閃現着一雙睿智的眼睛。我剛剛訪問過以色列，但思前想後，怎麼也記不起同他相識。他顯然看出我的惶惑之情，首先對這次不速之訪表示歉意，然後就主動自我介紹說，他叫伊扎克巴摩西，是以色列駐埃及大使館公使銜新聞參贊。緊接着，他從公文包中取出一疊複印文稿，交到我的手上。我翻開一看，複印稿是中英兩種文字。中文兩頁紙，是香港《文匯報》轉載的我那篇文章的複印件。英文四頁紙，是香港《文匯報》這篇轉載文章的全譯文。
我有點驚愕，以為文稿中有什麼問題，這位以色列外交官前來交涉。巴摩西先生也許看透我的心思，立即解釋說，以色列駐香港總領事館發現這篇文章，就請人譯成英文，連同原文的複印件一起報回外交部，外交部又傳給駐埃及大使館。他強調，以色列外交部對這篇文字「頗為讚賞」，認為這是「中國媒體第一篇客觀公正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色列情況的報道」，特責成駐埃及大使館向作者表示感謝。但是，他們大使館不知道我的聯繫方式，故而他就唐突登門造訪。他們使館希望，今後願做新華社同以色列外交部聯繫的便捷渠道，願為新華社記者再次訪問以色列作出安排。
聞此，我不禁舒了一口氣。就這樣，香港《文匯報》轉載的這篇稿件，不但使以色列方面加深了對新華社乃至中國的了解，也使新華社常駐開羅的記者從此成為以色列駐埃及大使館的座上客。在以後的幾年中，巴摩西先生代表以色列外交部，幾次登門邀請我和我的同事從開羅前往以色列訪問，為促進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相互了解作出了一定貢獻。1992年2月，建立於1948年5月的以色列國和一年多之後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克服種種困難，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以色列外交部的朋友們後來告訴我，在他們看來，這篇報道的刊發，是中國「調整長期以來對以色列堅持負面報道的先聲」，透露出「兩國關係有望改善的積極信號」。以色列方面如此看重這篇報道，我自己沒有料到。但細心一想，這確實是中國媒體從整天譴責「猶太復國主義」到客觀介紹以色列情況的一個變革。如果將這視為某種信號的話，這個信號是由《中國記者》發出的，但傳遞給以色列人，則是由香港《文匯報》完成的。在中以探索建交的過程中，香港《文匯報》可謂發揮了特殊的溝通作用。這恐怕也是報紙編者始料所未及。
1997年7月，在完成香港回歸的報道任務之後，我曾前往香港《文匯報》拜訪，提及中以建交過程中這一小插曲。我想了解，在內地報刊每天刊出的大量報道中，香港《文匯報》是如何發現這篇不起眼的小文，又是出於何種考慮決定用突出版面轉載，有關編輯究竟是何方神聖。也許是時隔太久的緣故吧，這些問題未能得到明晰的回答。二十多年過去，我對此一直未能忘懷。我反覆捉摸，覺得報社編輯具有高度的新聞敏感性，這恐怕是確定無疑的。轉載引發的影響，編輯當時沒有料到，這看來也是確定無疑的。兩個「確定無疑」疊加在一起，既令人感佩，也發人深思。新聞從業人員有時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書寫歷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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