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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年初，女兒呱呱墜地，時間彷彿慢下了腳步，我有時間發呆和凝望。一天，趁女兒熟睡，我與母親閒聊，驚訝地得知她生下我之後又懷孕過兩次，可惜都打掉了。「竟然還懷過兩次？我一直以為你生下我之後只懷過一次！」我大叫起來。印象中母親只問過我一次「想不想要一個弟弟或者妹妹」。母親解釋說，當時國家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家裡經濟條件也不是很好，能夠專心把我養大已經不容易，更不要說養兩個或者三個孩子。對於初為人母的我來說，打胎是多麼不可思議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我當即追問：「為什麼後來沒有再問我了，也沒有告訴過我後面一次打胎？」母親說：「你沒有問過啊。」
做了十多年記者，做了兩部有關深圳的口述歷史，我曾花費成百上千個小時聽逾百深圳人講述自己與這座城市的故事，可是我卻沒有認真坐下來，打開錄音筆，問一問我的父母、丈夫，甚至自己，一些從來沒有問過的問題，聊一聊那些曾經擦肩而過的生命，用文字記錄一些如果不再溫習即將消失的記憶，重新打量我的家，這座城。
2006年5月，因為結婚，我和先生回到了家鄉南昌。籌備婚禮之餘，我們去了我的母校南昌二中，還有我家在孺子路上的老房子。上世紀90年代，美麗的百花洲畔，每年高考放榜時，二中校園裡蔚為壯觀的紅色榜單，前面十幾張總是擠滿了清華、北大、復旦、上海交大等聲明赫赫的學府，無聲地訴說着這所省重點高中的驕傲。同時，我也深深記得放榜那天自己那顆卑微的心--從最後十來張寫滿「南昌大學」的榜單上尋找「熊君慧」三個字。
從學校步行十來分鐘，來到孺子路上的家。弄堂似乎更加低矮、幽暗，樓梯間摸黑沒上幾步台階，就到了二樓。打開家中大門，左手第一間房曾經是我的閨房，此時只剩下木床和書桌。床上的刻字還清晰可見，那是一個少女對母親嚴苛管教的無數怨念啊！窗戶與隔壁樓房二樓陽台，只有縱身一躍的距離。下面是一樓違規搭建的院子，鄰居說話的聲音還是那麼清晰。就是在這麼「親密」的鄰里環境中，一個花季女孩在臨窗的書桌上，寫下了密密麻麻的日記和書信，填滿了整個青春期。
才離開4年，這個家已經簡陋得不值一看。那個下午的陽光一下在我內心的驚慌和內疚中走失：我在這個房子裡的21年時光，已經被深圳熱騰騰的生活消融殆盡了嗎？這是曾經給了我無數安寧的長夜與成串的好夢的家啊！曾經以為怎麼也過不完的日日夜夜，倏忽之間就流走了。後來，我在房子裡拍了幾張照片，帶回了深圳。
還好，我還有母親在身邊。不過，她已經不是那個嚴苛的中年女人，而是整天圍着灶台轉的老太太。為了變着花樣給女兒做吃食，每天下午4點半，她拿起筆和紙，看着電視的美食節目做筆記。
2011年春天，梅州大埔，三河壩大橋上。西岸，一個頭紮髮髻、背男牽女的客家婦女巍然屹立。我想看一看客家母親的臉。可惜，近10米高的石雕，年輕母親的眉眼不甚清晰。過江至東岸，站在筆枝山頭，同行者在眺望韓江，我則遠眺母親雕像。她體態豐腴健碩，頭偏向一側注視着懷中的幼子，表情仍然是模糊的。天下的母親，似乎都是如此。天色漸晚，母親的面容，注定在月色下老去。那一刻，我想起了在深圳的母親，我沒有讓她成為留守老人--2004年，父母從南昌來到深圳，跟我一起生活。在這個遷徙已經成為常態的年代，家在哪座城市並不重要，能夠看着父母的面容慢慢老去就是兒女的幸福。
撿起失落的記憶，寫下這段文字時，已經是2015年11月23日，北京下了今年第二場大雪，而深圳的姑娘還穿着熱褲。打開女兒的衣櫃，已經滿滿當當，我發愁起來：過兩天降溫，冬衣怎麼放得下？要開始籌劃把這些夏裝送出去了。衣服一般在櫃子裡只放幾個月，穿小了或者過季就被送出去了。送人衣服也很講究方法，需要考慮到對方寶寶的月齡、季節合不合適，如果性別不同，就只能送一些男女寶寶都可以穿的連體衣。另外，深圳的春夏長，夏裝、薄的長衣長褲可穿的時日較多，所以月齡跨度可以大些。細數名單，收到和送出的竟然有十多個人。我竟然收了那麼多人送的寶寶衣物（舊物居多，新衣也不少），又竟然可以轉送那麼多人。這幾年間，身邊的親人（我的小叔子）、朋友、同事......有這麼多人和我一樣，陸續步入結婚生子的年紀，我們人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嫁人（娶妻）、生子都在這座城市完成了。
跟一個地方的時光混熟了，對於這座城市的記憶就像一間堆得滿滿的閣樓可以翻揀折騰。可是，住多久才能把一座城認作是家呢？一個人心中的家鄉，並不僅僅是有自己房子、工作和朋友，而是這裡有你經年累月度過的日子，你的腳步甚至呼吸心跳都和這裡一個節奏了。
有一天，母親來看外孫女。女兒剛剛學會爬，吧嗒吧嗒爬得歡。母親忽然說要把南昌的兩塊墓地賣掉。「我和你爸百年之後骨灰撒入大海就好了，深圳的海多好啊！」我們也許無法選擇出生的地方，但是卻可以選擇自己最終的歸宿。母親都願意託付百年身的地方，我怕是一輩子都離不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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