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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胡適曾坐飛機去廣西，寫了首《飛行小讚》：「看盡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千日戒；看我不修不煉，也凌雲無礙。」陶行知（又知陶知行）對學生說，這種詩是「害了貧血症的文藝」，它脫離了現實，應該「把一些活的血輸進去」，他還仿照原詩寫了《另一種看法》：「流盡工農汗，還流淚不息；天上不須半日，地上千萬滴。辛辛苦苦造飛機，無法上天嬉；讓妳看山看水，這事太稀奇。」他還接受了學生的建議，將最後一句改為「還是吹牛皮」。陶行知到美國宣傳抗日，集會上講到上海一名叫胡阿毛的司機被強迫為日軍運軍火，他毅然將裝滿軍火和押送日軍士兵的卡車開進了黃浦江。說到這裡，他又針對駐美大使胡適調侃道：「恭喜胡家出好漢，不是胡適是阿毛。」1937年他又看到胡適《秋柳》詩，「但見蕭蕭萬葉摧，尚餘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待向西風舞一回。」又為秋柳抱不平，說：「這是先生自寫照，誣我獻舞亦奇哉，君不見我鞭但一指，任爾東風西風都滾開。」胡、陶兩人是安徽老鄉，又同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友，都受到過該校哲學家約翰·杜威的熏陶，但因為生活環境和經歷的不同，產生過一些隔膜和歧見是難免的。陶行知在美國讀書，轉入哥倫比亞大學之前，和孫中山之子孫科同住一個宿舍，後來他還說過這樣的話：胡適，靠外國人吃飯；孫科，靠老子吃飯。但這些都不足以說明胡陶兩人的水火不相容，他們在很多問題上還是相互支持的，私交也不錯。1930年胡適離開上海北上前夕，陶知行在上海租界一家徽菜館為胡適餞行，徐志摩夫婦作陪，吃的是徽菜「一品鍋」，臨別，兩人還以：「這樣的世界，知己朋友應該以同懷視之！」相互共勉，並決心「一定要為繼往開來，震古鑠今的經典文化教育不付諸闕如而努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俊，出於對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推崇，更名為陶知行；胡適原名胡嗣穈，學名洪騂，因為對達爾文適者生存理論的推崇而改為胡適之。由於胡適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為「反動派」，遭到了國民黨文人的群起而攻之，安徽老鄉杭州西湖汪莊別業的主人汪惕予設宴為胡適排遣，請了蔡元培、蔣夢麟、陶行知、徐志摩、梁實秋、葉公超等陪同。席間又議及困擾過很多人的「行與知」關係。這本來就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農民和地主究竟誰養活了誰的問題。如果一定要說行是知之始，那麼，嬰兒一生出來就知道要吃奶了，行和實踐之前也非盲目，已經經過了知的檢驗，所以不同知的人，就會選擇不同的行，對其後果也沒有「唯一」的評判。不過當時大家還是站在了「行是知之始」一邊，胡適對陶行知說：你的思想觀念也早已叛逆了陽明之說，你「知行」這個名字是否可以掉過頭來，稱呼「行知」了呢？而他自己提倡寫白話文，與之乎者也似乎也有些尷尬，於是胡適之改成了胡適，陶知行又改成了陶行知。
1937年胡適和陶行知在美國相見，陶行知10月給胡適的信中說：「這次在華盛頓相見，很為高興，只因時間不足，不能暢談，最是遺憾。」可見胡適和陶行知都在同心努力為國出力。 據黃艾仁教授對胡適與陶行知交往情況分析，胡適和陶行知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直能配合默契，有深厚交誼，都有一番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並一起倡導「工讀互助團」，一起草擬合譯《中華教育改進社簡章》，一起籌辦「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一起進行「平民學校實地試驗」。胡適起草《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想邀幾個「好人」加入，陶行知也首先贊成，他也明確肯定胡適「整理國故」的觀點。在教育問題上，兩人着眼點不同，胡適專注要在中國創辦一流大學，重點在於提高；陶行知則主張從當時中國社會現實出發，推行鄉村普及教育。但他們終極關注的目標，都是為國富民強振興中華，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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