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珍
羅冠聰、黃之鋒及周永康三人「佔領」政總公民廣場，掀起違法「佔中」，令香港陷入79天無法無天的半癱瘓狀態，社會影響惡劣。如今法官以價值判斷代替法律判斷，輕判三人，等同縱容姑息違法暴力行為，對社會傳遞負面信息，未來可能有更多激進搞事者衝擊法治，破壞社會穩定。律政司應繼續上訴，從嚴懲處三人，才能彰顯法治。
前年「9．26」雙學衝入政總公民廣場，掀起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違法「佔中」序幕，候任立法會議員羅冠聰、黃之鋒及周永康三人，早前分別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或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和緩刑，律政司要求覆核判刑，認為「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的判刑」。案件昨日於法庭進行覆核聆訊，裁判官稱經考慮後，相信他們真心表達政治訴求，非只為自己利益，年輕人行動往往較為純真，法庭應以寬容態度處理，拒絕律政司的申請，維持原判。
裁判官不應只特殊考慮被告的動機
控方陳辭時稱，希望裁判官考慮事件中的非法集結的規模和後果，而且行動並非事出突然，而是有經事前討論，這些情況都與被告刑責有關。律政司代表又指，裁判官考慮刑期時，不應只特殊考慮被告的動機，而是被告沒悔意，社會服務令也不能替代監禁。
但裁判官不同意，表示經考慮後，相信他們真心表達政治訴求，非只為自己利益，年輕人行動往往較為純真，法庭應以寬容態度處理，遂判羅冠聰接受社會服務令120小時、黃之鋒接受社會服務令80小時，而由於周永康下月將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全日制的碩士課程，未能履行服務令，故判他入獄3周、緩刑1年。
價值判斷不能代替法律判斷
裁判官是以價值判斷代替法律判斷。所謂價值判斷，指將某一種價值（包括好惡、美醜或可欲）賦予一個事物、行動或是實體（entity），充滿主觀性和不確定性；所謂法律判斷，在法學上是用來指稱對客觀存在的法律原則、規則、制度等所進行的客觀分析與判斷。很明顯，價值判斷毫無客觀標準，從不同視角作出的價值判斷可以五花八門。因此，價值判斷不能代替法律判斷，法律判斷與具體的案件事實相關聯，具體的案件事實直接限定了法律文本範圍，選擇合適的法律文本用於解釋，尤為重要。
因此，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強調參與或煽惑非法集結罪為嚴重罪行，參與非法集結人數眾多，各被告有組織及預謀犯案，缺乏真誠悔意，表示此控罪一般會判即時監禁的阻嚇性刑罰，並指三人犯案動機不能構成特殊情況，判處社會服務令屬原則上犯錯，亦不認同具特殊情況可判緩刑，故判即時監禁才是唯一合適判刑。
裁判官以價值判斷代替法律判斷，等同縱容姑息違法暴力行為。裁判官說：「三合會跟一班學生表達訴求，都好大分別㗎嘛。」但是，法治精神其中一個重要原則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法律普遍適用於所有人。不論是三合會或一班學生或任何人，觸犯法律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判刑過輕等同縱容違法暴力行為
香港是法治社會，如果容許一些人為了政治訴求挑戰法律底線的話，可以說是後患無窮。不能因為羅冠聰、黃之鋒及周永康三人是真心表達政治訴求，就可以凌駕法律，就可以為所欲為，法庭卻以寬容態度處理，這是對法治的衝擊和對社會的禍害。
羅冠聰等人以「公民抗命」為幌子，以違法作為行動號召，從一開始就已走上大規模破壞法治的道路。羅冠聰等人發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打開了「佔中」所謂「違法達義」的潘朵拉盒子，釋放了無法無天的暴力出來，法治香港的根基受到嚴峻挑戰。在法律形同虛設，罪與罰嚴重失衡，犯事無須付出成本的情況下，判刑過輕無阻嚇力，只會助長暴力抗爭歪風，等同為愈來愈暴力化的「港獨」火上加油。
關鍵是羅冠聰、黃之鋒及周永康三人完全無悔意，不後悔「公民抗命」，豈能姑息。法官以價值判斷代替法律判斷，對三人輕判了事，變相縱容、姑息有關惡行，只會令他們有恃無恐，膽子愈來愈大。若不妥善嚴明執法，不依法懲罰為非法「佔領」行動掀起序幕的策劃者和衝擊者，後患無窮。
鑒於本案罪行性質嚴重，加上有多項加重刑責的因素，以及各被告沒有真情悔意，故此判處社會服務令是原則上犯錯及明顯不足，案中各被告亦無特殊情況可以緩刑，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的判刑。律政司應繼續上訴，堅持從嚴懲處三人，才能彰顯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