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丹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青年新政」游蕙禎、梁頌恆就職宣誓時，以「支那」稱呼中國，並以「香港非中國」英文標語披掛上陣；日前又赴台灣在「台獨」分子主辦的論壇，鼓吹「港獨」、「自決」。事態發展至此，游、梁包藏禍心，暴露無遺。他們繼承日本軍國主義的衣缽，以「支那」侮辱國家民族，勾結「台獨」，分裂國家，要把立法會變成鼓吹「港獨」的平台，這樣的人怎能當立法會議員？
歷史文獻顯示，「支那」一詞源於古老的梵文「cina」，是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借指中原王朝。在東西文化大規模接觸之前，在佛教界使用較多。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特別是甲午戰爭之後，隨着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在日本的教育中，稱呼中國為「支那」，意在把中國人視為野蠻、落伍和無能的人，「支那」一詞逐漸污名化。
甲午戰爭後，日本湧現出不少從事「東洋史」、「支那史」的研究學者，例如內藤湖南、白鳥庫吉、桑原騭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巖、秋澤修二等。他們不同程度地在對中國史研究中，尋找侵略中國的理論根據，力圖將日本對華侵略合理化、合法化，為侵略中國獻計獻策。這種歷史研究根本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史學。其中內藤湖南的「內藤史學」最為典型，他的《支那論》、《新支那論》，以中國歷史為依託，縱論中國現實問題，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國策服務。比如他指出：「對支那的國力而言，支那的領土從來都是過於龐大了」；「把滿洲分離出去，是有益的」；「外國瓜分中國，對中國而言不是壞事，反是好事，因為這可以為中國減輕負擔」云云。《支那論》出版一年後的 1915年，日本就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21條」。矢野仁一則發明了「中國非國論」，稱「中國是一個文明而不是國家。中國自古就不存在，現在必然是四分五裂。」諸如此類的「歷史研究」，隨着抗日戰爭勝利和新中國成立，退出了歷史舞台，「支那」一詞在日本也從國家層面停止使用。
近日日本沖繩有警員用「支那人」字眼辱罵示威民眾，被日本各級政府嚴厲批評，涉事警員也公開道歉。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出面，批評有關用詞不當，不能原諒。連日本政府、日本民眾都認定，「支那」一詞侮辱人不可接受、不能原諒，梁頌恆、游蕙禎還怎麼抵賴？這樣的人，不配做中國人，日本人肯定也看不起，無人格、無誠信、無承擔之輩，連做中國人都不配，還想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實在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