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國森
香港教育水準下滑，德育和智育都嚴重倒退。如果逐一探討，可以寫上數十萬言的專著。筆者雖然多年來持續觀察，但是畢竟是一個「檻外人」，對業界的實況還是有些脫節。
然而，制度是死，人是生，全香港千百家學校，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譯為「持份者」不妥當）眾多，學童自殺成風不可能因一個教育局局長的去留而扭轉。教育工作者難道就完全無能為力？完全事不關己？學校裡面誰權力愈大，誰的責任愈大。制度為輕，人心為重。
有一位關注資優教育的朋友曾對筆者抱怨道：「只見香港的教師為自己的福利上街遊行示威，不曾見他們為學生的利益遊行！」當然許多年年等續約、朝不保夕的資淺教師難免有許多掣肘，絕不敢對上級的指令說半個「不」字，但是那些「上了岸」、終生僱用的資深教師和校長又如何？筆者小時候，老師都形容每天到校授課為「返學」，後來主流教師都改稱「返工」，聽後為之愀然不樂也。
現代公營教育是個什麼概念？筆者認為許多家長都有足夠的知識和人生閱歷去教導自己的子女。由政府負責統籌基礎教育，運用納稅人的錢辦學，實是為了經濟原因。大家都把子女送到公營學校受教育，就可以更專注在個人事業，對整體社會發展更有效益。中小學的教師只是負責代表家長教育下一代，他們教些什麼和怎樣教，都要尊重家長的意願。
家長要求功課愈深愈好，原則上學校和教師有責任滿足家長的訴求。但是作為教育工作者，如果有自信在教育成效方面會比家長知得更多，則同時有責任指出功課太多太深對學生反而不利，不應一味曲意逢迎。
另一方面，非法「佔中」過程中學校和教師的角色也值得公眾關注和反思。「教師工會」和個別「辦學團體」有沒有跨過家長，強行向學生灌輸某黨某派的政治信仰？又有沒有過分推廣一些新思維，以至違背社會傳統道德價值觀和家長服膺的人生倫理觀？學生家課過多要正視，但是中學教師小學教師將個人的政治取向和「出格」的道德標準強加諸學童身上腦中，更是公眾必須關注的大問題。
近年筆者感到最難過的，是二零一三年發生的小學教師當街以中英雙語粗言穢語侮辱執法警員一事。事件的本質很簡單，激進教師下課後阻差辦公，卻以為自己是正義化身。然後得到反對派，以及那有宗教背景辦學團體的高級傳教士「撐腰」。「精神導師」如此「責人嚴，律己寬」，再加上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高層似乎對於政治的興趣遠大過教育，品格成疑。
香港的教育又豈能不病態奄奄？幾年下來，各大學學生會的領導，大都認為在無法說服異見人士的情況下，絕對可以用粗言侮辱人家的母親來洩憤，就如同「正義小學教員林老師」那樣，會得到宗教領袖的祝福！
學生被繁重的功課迫死，若要問責，則應當先問學校（包括辦學團體）和家長，然後才輪到教育局的領導層。筆者也同意吳克儉先生不甚稱職，但是遠遠未到殺人兇手的地步。「粗口林老師」倒是殺死許多學生人格的元兇首惡！ （香港教育沉疴之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