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廣漢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決定，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這標誌着粵港澳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整合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規劃中需要正確處理好以下關係：
一、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是獨立的關稅區和自由港，在經濟和政治上都享有比內地省市更大的自主權和決策權。制度的多樣性和互補性是該區域的最大特徵。這種體制的多樣性和互補性特徵在區域合作中既可以產生巨大收益，成為區域的整合提供動力，也可能產生成本，成為影響區域合作的阻礙。
改革開放以來港澳一直是珠三角連接國際市場的橋樑，是外資進入珠三角的通道。隨着內地企業大規模的對外投資，港澳扮演內地企業「走出去」平台的作用日益顯現。香港的金融、法律、商貿服務和國家商業網絡的優勢，與珠三角的科技、製造、人才等優勢相結合，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投資的市場上能發揮更大作用。
珠三角和內地也為港澳的服務業提供了廣闊的腹地。但是，粵港澳三地經濟與社會管理體制的差異、獨立關稅區之間的邊界也給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社會融合帶來了摩擦。香港服務業在進入內地市場過程中，也常常抱怨「大門開了，小門沒有開」，還有「玻璃門」和「彈簧門」等問題，這些問題均與兩地的體制、法規、服務標準不同有關。在「一國兩制」的背景下，盡量降低制度差異導致的成本，增加制度互補帶來的收益，追求制度多樣性和互補性條件的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始終要追求的目標。
二、處理好核心與外圍城市的關係
核心城市的形成、帶動和輻射是國際上大灣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特徵。例如東京灣、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均以國際著名城市東京、紐約和舊金山為中心，並由此而得名。從目前的情況看，粵港澳大灣區有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個核心城市，在該區域發展中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個區域內多個中心城市為區域發展提供了多個發動機，同時也對城市之間的功能分工的定位和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首先要處理好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個城市功能定位和相互關係，以及區內相關大型基礎設施（例如機場、港口等）的定位、配套和協調，避免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
其次，是這三個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關係。除了穗港深三個特大城市之外，大灣區還有澳門、佛山、東莞、中山和珠海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以及惠州、江門、肇慶等具有較大大發展潛力的城市。這些城市都在謀求更大的發展，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空間結構、產業佈局和基礎設施的協調都是必須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與環珠三角城市群之間的關係。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包括珠三角九個城市和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但是大灣區的城市發展規劃不應該僅僅限於這一範圍，它應該是一個區域經濟的概念。河源、清遠、陽江等環珠三角的城市已經日益融入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之中。發揮內外聯動的作用，對外連接「一帶一路」和國際市場，對內輻射和帶動環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區域發展，處理好區域發展中的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是大灣區建設成功的重要保障。
三、處理好生態與發展的關係
世界知名灣區都是宜居、宜業，環境優美，引領新經濟形態發展的區域。在我國區域合作中，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合作往往比經濟層面的合作更加困難。近幾年來，與內地其他區域相比，珠三角的空氣質量有明顯改善。這個要歸功於珠三角產業結構的逐步調整。但是，這種改善與老百姓的要求，與世界大灣區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首先，從生態環境看，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在水環境和海洋資源保護方面，我們還面臨艱巨的任務。珠江口河流眾多，水道密集，生物多樣性豐富，有六個自然保護區。珠江上游有西江、北江和東江，它們和粵北地區是整個大灣區的生態屏障。生態安全和生態環境是大灣區規劃和發展中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其次，社會發展方面的合作。社會發展主要包括社區建設、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養老、教育、科技、文化、體育、旅遊等方方面面。從總體上看，香港和澳門的社會發展水平明顯高於廣東和珠三角地區，廣東可以向港澳學習社會建設和發展方面的經驗，深化在這一領域的合作。隨着社會經濟發展，港澳地區的居民到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工作、生活、養老的人數會增加。廣東和珠三角的企業在港澳地區建立 「走出去」平台和國際總部，也會產生了向港澳地區派出企業管理人員的需求。這些都會導致港澳與廣東特別是珠三角之間跨境工作、求學、居住、安老和生活的人員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