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樂心
201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對香港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自1997年回歸祖國以來，中央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基本法》以政治和法律制度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了雙重保障，同時也在「一國」和「兩制」雙重優勢下支持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經過20年的探索和努力，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究竟香港在這20年如何把握了發展機遇？本文將嘗試考察中央對香港政策的歷史發展，希望通過一些歸納總結，為香港「進入新階段、把握新機遇」帶來一些啟迪。
一、歷史發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使中國對香港政策建基於中央對地方關係。由於區域合作的加強，兩地重新設立了「香港與內地大型基建協調委員會」，具體就西部通道、珠海伶仃洋大橋、銅鼓航道、新機場與珠江三角洲空中管制協調，以及落馬洲、皇崗旅客過境通道等項目進行研究和協調，以推動香港與內地鄰近地區的合作。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四小龍之一的香港造成了重創。香港樓市泡沫的爆破、外資資金的撤離，股票急跌、市民收入萎縮，使香港經濟陷入了困境。在1998年3月30日舉行的粵港合作首次聯席會議，正好為香港突破內部經濟問題提供了轉機。例如：延長邊界多個關口的通關時間、加強合作，攜手保護環境、共同開發旅遊業務等措施，期待可幫助香港走出困境。與此同時，香港對自身需要訂立長遠目標具有較強意識，不但要成為內地主要城市，更加希望成為亞洲國際都會。
在2003年，香港爆發了「非典型肺炎」，百業蕭條。為了讓香港走出陰霾，中央對香港給予了四項優惠政策：（1）在2003年6月29日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2)在2003年7月15日實施「內地輸入專才計劃」;（3）在2003年7月28日實施「個人遊」及（4）中國人民銀行在2003年12月31日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作為在香港的人民幣清算行。顧名思義，四項政策力圖在經貿、人才、旅遊業和金融業刺激香港經濟。同年，香港、澳門和廣東省政府就港珠澳大橋的興建更達成初步共識。三地希望大橋建成後可促進珠江三角洲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生產製造、現代物流、專業服務、金融服務、旅遊娛樂、消費和個人服務以及資訊中心等優勢和功能的現代化大型經濟區域。
自2007年底開始，美國出現了波及歐美至全球的金融海嘯，香港金融業作為其中一個支柱產業亦被波及。在一定程度上，這影響了香港擬修訂上市規則來鼓勵更多不同地方具規模和合資格的外國企業前來掛牌招股的計劃。另外，也對國務院研究進一步擴大在香港經營人民幣業務的範圍，包括允許香港進口商以人民幣支付從內地的直接貿易進口帶來影響。為了支持香港抵禦金融海嘯的衝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08年12月19日訪港時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佈了「十四項措施」，涵蓋了金融、基建、珠三角合作、緩解中小企困難、擴大個人遊等方面。
2014年1月20日國務院發佈了《廣東前海南沙橫琴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以協調解決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建設中在政策實施、項目安排、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需要中央政府予以支援的事項。「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滬港通」）於2014年11月17日開通，是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聯合開展的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建立技術連接，允許中國內地和香港投資者通過當地證券公司或者經紀商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繼深圳、北京和上海，福建省於2015年1月22日同意開展閩港合作會議。同一年，繼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後，又增設3個試驗區。最終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和深圳前海三個自貿區並於2015年3月1日掛牌。2016年3月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十三五」規劃）更首次設置「港澳專章」。2016年8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批准《深港通實施方案》。最終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深港通」）於2016年12月5日正式開通。
最近在2017年3月23日致力於促進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正式宣佈香港即將加入成為成員。在未來的日子，香港可以為亞投行在項目融資、發債、投資、財務管理及外匯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援。香港更加可以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為內地和香港企業開拓新市場。
二、機遇和建議
在回歸20年來，香港遇到的機遇眾多，當中「有危亦有機」。儘管這些機會不以中央對香港政策為限，但是顯然地以中央對香港持續施行的政策帶來的機遇所取得效果最為明顯。旅遊業、金融業和服務貿易等得以蓬勃和持續地發展就是最佳例子。其主要原因是中央對特區的施政理念乃至香港處理中央關係本來是具有跨地域、跨制度的因素，如何更妥當地處理是需要時間去理解，也需要經驗去沉澱。當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越來越理解「一國」和「兩制」的制度特點，逐步形成了科學化管理，便可更順利地促進內地和香港有關政策的推行及積累更多經驗。
事實上，經過多年來的發展，我們對機遇歸納出幾個特點：
（1）從行政級別看，有關政策區分為國家級、省市級別的；（2）從形式看，有些是國家級規劃，有些則是專項規劃；（3）從目的看，有些是促進香港對內地貿易，有些則是鼓勵內地透過香港平台響應國家「走出去」的發展戰略；（4）從時機看，儘管有些是為了解決危機而提出的政策，更多的是透過內地和香港官員長期研究和探討而得出的政策及發展方向。
可以看到這些「機遇」絕對不是香港的「運氣」或「機會率」，而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政府行使行政權的體現，是統一主權和兩種制度的作用和特有效果，十分值得深入探討，期待作者的後續研究可盡快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