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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港人港地」配合 不宜鼓勵置業預期

2017-07-18

許楨

香港樓市再度熾烈。早前,本欄提及的兩宗新聞可以結連審視:其一,美國經濟穩中向好,美聯儲加息、美匯指數上揚,將成為未來數年國際經貿的主軸。愚以為,與美元掛u的港元走強,非但不會成為壓抑樓價的因素,反而成為海外買家認定港樓保值的憑藉。

在此判斷底下,星斗市民購買力無法高攀私樓。與此同時,公營房屋難以大增,因住屋問題而衍生的社會不安,便會繼續衝擊香港的穩定,成為新一屆政府的心頭大患。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指,目前香港經濟、金融狀況與1997年樓市爆煲之際甚不同,此結論或無誤,問題在於如何解讀。

美元走強港樓價難跌

其次,就是有港人移民回流,動用千萬元首期,以多名子女名義購入一手新盤,反映了上屆政府推出的辣上加辣的措施,已讓外來炒家大幅受控。然而,進一步加稅、收緊按揭,恐怕難以協助用家上車,也放大了財產性收入的社會效應。說到底,對於富裕社會來說,不論階層、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衛生、宜居的處所,確實是基本的人權要求。然而,居住權與業權不是同一回事,香港居住條件欠佳與業權不均,不能說是一回事。

其實,香港9成業主,一生只會同時持有1個物業,基本作自住之用。就此而言,買樓能力與願望脫節,究竟是業權供應太少,還是置業渴求太大,恐怕港人亦須自問。說到底,租樓才能解決居住問題,買樓是純粹的投資行為;投資的動機,在於保值、增值,而不在於自用。

從政策風險和政治道德上講,假如政府有協助市民置業的責任,為何不資助大眾投資股票、債券?投資證券所得收益,也可以用來支付租金,解決住屋問題。因此,筆者並不贊同官員過度強調樓價與市民收入水平脫節,一來間接表示公共政策有理順此「失衡」的責任,二來亦不符環球政經新形勢。

何解?如上所述,政府可以透過加稅等行政手段,抑制海外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然而,又如何禁制港人調回海外收入,以投資港樓?香港樓價極高,只屬病徵,病因一是土地供應不足,一是財產性收入在過去十年暴漲,造成結構性的貧富懸殊。

從經濟學角度觀之,後一點是顯而易見的。20年前美歐投行開始暴發,金融海嘯後全球放水,社會最上層有如海綿吸納了大量熱錢。當有關資金釋放時,槓桿較低、年均回報平穩的資產,自然成為新寵。相比起其他城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小、人均收入高,導致本地住宅的改善需求激增。在此大環境下,在海外投資獲利甚豐、又深切了解香港地產市道的高收入、高資產家庭,大手購入優質物業,亦屬理性選擇。

一手住宅只准本地家庭購置

政府首先不應該強化人人都要有樓、都有能力供樓的預期。以此為前提,戮力平均業權,比平抑樓價更重要;若要兩者兼得,只會事倍功半,因此必須有所取捨。參考新加坡組屋政策,關鍵在於除個別地段外,一手住宅悉數只准許本地首置家庭購入。海外及機構投資者,只可憑市價購入二手住宅。

因經濟發展、供求失衡而上升的樓價,主要由小業主分享。而開發商的利潤,基本受控於本地新家庭的購買力。

港府亦由此得以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新家庭的經濟壓力得以減輕,中產階級消費力得以提升,年輕人的創業創科的動力、生產力,亦得以釋放。透過全面推行「港人港地」,固然要面對相當的政治阻力和財務風險,然而,回歸至今廿載,逾萬億的各式儲備,正是港府、「港人港地」前行的最大緩衝與後盾。窮則變、變則通。希望新政府在上屆政府工作的基礎上,更勇敢地往上走,雖然上坡路總是費勁,但起碼證明自己走在進步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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