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著名作曲家、編曲家李哲藝人們總是感歎寶島台灣擁有蓬勃繁榮的創意文化，羨慕那是文青的樂園。但這一切美好在台灣著名作曲家、編曲家李哲藝看來，絕非從天而降或一蹴而就。作為一名活躍在兩岸三地的藝術工作者，他剖析了「戒嚴」時代的台灣禁歌現象，更道出了台灣音樂發展及其背後的社會變遷的無盡滄桑和意義。■採訪、攝影：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資料圖片（部分）
1987年7月，台灣官方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迄今也已整整三十年。李哲藝認為，台灣文化的大步發展、兩岸的文化交流，均受惠於這三十年。所以他認為回顧「戒嚴」時期的台灣音樂藝術狀況頗有價值。
創意在當時是一種罪
問：「戒嚴」時代的台灣，禁歌現象很嚴重嗎？當時禁止一首歌通常有哪些理由？
答：當時台灣總共禁止掉三四百首歌。至於理由，包括政治方面，如《橄欖樹》被禁，乃是因為歌詞提到「流浪」，似乎「擾亂民心士氣」，被認為是影射從中國大陸潰敗的國民黨政權；其他方面，有的被認為是傷風敗俗，如《丟丟銅仔》；而《泡菜》則被認為是亂搞，審查者認為「泡菜」這種題材怎麼可以當歌唱呢！
問：也就是說，台灣官方當時界定禁歌的標準非常寬泛？
答：是。《補破網》這首純粹的台灣鄉土歌也被禁止了，因為歌詞出現了問題。審查者往往擁有比創作者更加豐富的想像力，所以他們會覺得哪一首歌該唱、哪一首歌該禁。
問：某個意義上看，禁歌時代的台灣無法容忍創意文化？
答：對。可以想像，在三十多年前的台灣，前衛的藝術往往不能夠被社會所接受，也不能夠為執政當局接受，因為創意是罪。當時的台灣，一個希望控制人民的政權不希望你有太多的想法和思考，它反而希望每一個人的思想都能夠合乎執政當局的思維，規規矩矩。
在當時台灣的威權主義統治之下，一切都是被控制的，尤其是思想層面，如果不控制，便會散開，大家便會天馬行空。所以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思想控制必然不允許創意。在蘇俄（Soviet Union）時代，官方首先控制的都是包括音樂家在內的精英階層，因為他們很容易有創意。例如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他的作品《弦樂四重奏》中，有很強烈的敲門聲。這是一種對秘密警察上門抓捕的恐懼，每天都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其作品就會反映這樣的思想。雖然他也妥協，寫了不少歡慶的作品，但這種張力和煎熬一直都存在。所以他的不少作品都顯得比較沉重。
問：「戒嚴」長達三十八年，當時的您心境如何？
答：「戒嚴」時期很長，社會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蔣經國比較開放，社會氛圍有些寬鬆，但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時，高中時代的我在求知的驅動下，已經喜歡看「黨外」雜誌（記者注：指思想不同於彼時執政當局的刊物）。尤其是在學校中，很多同學會帶這些被禁的刊物前來與同學分享，只要被發現，一定會被沒收。那時的中學生正處於叛逆期，喜歡接觸和官方思想不一樣的東西。越是被禁止的，越會引發我們當時的閱讀興趣。
肖斯塔科維奇是指標性的人物，所以他對高壓狀態有比較深刻的感受。但不能忽略的是，很多平凡的民眾對那個時代的感受並不強烈。與官方思想存在抵觸的精英階層會比較有強烈的心境。一條魚，出身在水箱中，永遠不知道大海是什麼。但一旦牠被放回大海，才忽然發現，原來世界如此廣闊。
凝聚信心希望 為《美麗島》編曲
問：在禁歌中，《美麗島》為何影響巨大？
答：是的。我自己聽到《美麗島》之後，已經是「解嚴」之後從事藝術工作時的事情了。因為在「解嚴」之前，台灣社會甚至連「美麗島」三個字都不可以講。因為這是一本「黨外」反對運動的雜誌名稱。那是「美麗島」不見容於官方的年代。其實，這三個字沒有任何的問題，它就代表美麗的寶島，沒有任何政治意涵。
問：您為《美麗島》進行交響編曲的背景是什麼？
答：我為《美麗島》進行交響編曲乃是在2009年。那一年，台灣發生八八水災。「國家交響樂團」受官方委託找到我編曲。因為是任務型的工作，所以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表演時，我也在現場。那一天的氣氛非常肅穆。大家懷有的心情也是祈福和祝願仍健在生活的人，特別是被滅村的小林村村民。在我看來，他們是那一場「八八水災全國追悼大會」的重點。
《美麗島》的歌詞是讚美台灣這塊土地，是一個很漂亮的、形容人民富足生活的歌曲。從編曲的角度而言，我希望透過編曲讓歌曲產生更大的效果和感染力。所以這首歌無論從聆聽抑或閱讀歌詞，情感色彩都非常正面，讓大家對未來的生活和生命產生無限的憧憬和希望。而且在節奏上，李雙澤在創作時也是以三拍的形式完成的。在西方古典音樂中，三拍子所代表的圓舞曲是開心、歡樂的意象和感受，而絕對不是黑暗的宣洩。所以我編曲出來的《美麗島》不再具有悲情色彩，如中間的間奏部分就是將情緒向上烘托，讓人們從天災的陰影中走出來。
問：那一天演出時的場景您依然記憶猶新？
答：是啊。那一天的演出，開頭是胡德夫的鋼琴演奏獨唱，然後是交響樂伴奏的合唱。這一形式是我們討論出來的。因為胡德夫的獨唱是那個年代的特色，而交響樂團的加入讓整個歌曲充滿了層次感，特別是讓孩子們站到前面來唱，代表了台灣未來的希望--無論發生什麼事，生命都可以延續，對土地的愛也可以延續，未來才會美好。
所以，《美麗島》是一首很純淨而誠摯的對土地的禮讚，很平實記錄下土地的美好。我覺得，台灣在民歌時期，最珍貴的特色就是所有事物都是生活而真實的，沒有渲染。
「解嚴」催生藝文的自由奔放
問：解除「戒嚴」對文藝創作有何影響？
答：「解嚴」過後，對音樂創作的最大影響，乃是在言論自由的條件下，人們不需要再去思考用何種方式去講話。剛「解嚴」時，人們還不習慣到來的自由，顯得躊躇和猶豫。閘門打開的瞬間，人們仍舊顯得謹小慎微。反而最先跑出去的，是衝撞「戒嚴」體制的那些社會運動人士。
「解嚴」之後，藝術界開始注重對真理的探求。核心議題是：究竟什麼是真理。如果一件事是真理？它就會慢慢被大家接受。錯誤的事無論以何種方式去美化和粉飾，大家都會發現有問題。而真實是無法被掩蓋的。「解嚴」之前，執政當局的思維乃是將台灣當作一個「復國基地」，並沒有很認真去經營這一塊土地。如同一個租房子的人，通常不會很用心去裝修自己租住的房屋。所以，台灣的在地文化，在那個時代是被壓制的，很多民間歌謠被壓制和禁止。
問：所以原住民的音樂的奔放發展也得益於「解嚴」？
答：對。「解嚴」帶來了多元藝術自由發展的可能性。我們需要認真思索的是，若將外來文化全部拿掉，台灣可能就沒有了自己的文化。即使是早期的原住民音樂，也帶有外來文化的風格，這和當年的傳教士有關。我曾經在原住民音樂中聽到了希臘調式的旋律，這是基督教、天主教聖歌的風格。
我從事原住民音樂的系統化編曲乃是在最近十年。這種音樂在台灣存在了兩千多年，原汁原味。「戒嚴」時代是被壓制的。但原住民音樂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原住民大多數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徒。例如作為原住民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高一生，他的作品必然無法在「戒嚴」時代被公開傳唱。
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切，都屬於這塊土地。唯有如此，才能更長遠、更長久。音樂因為意識形態而遭殃，實在是非戰之罪。應該讓音樂回歸音樂。
啟示：真理與多元不可被壓制
問：您成立了「灣聲樂團」，演奏台灣本土的歌謠，這在「戒嚴」時代亦不可能？
答：沒有錯。無論曾經在哪裡、祖籍在哪裡，只要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就會對這片土地充滿情感。所以，不可以用一個窄化的框架去限制人的思維。任何意識形態的爭議，某個意義上其實就是勢力範圍的衝突。所以，在一個絕對正確的意識形態之上，人性最高。一旦為了意識形態去互不容忍，人性的部分就會被省去。很多時候，文化被拿來當作是一個托詞，而心中真正想要的則是利益。「戒嚴」就是如此。它壓制了多元文化。
我們的「灣聲樂團」去年七月已經開始排練，今年二月正式成立。今年度會有二十多場演出。創立這個樂團去演奏台灣的聲音，就是要將很多不同的元素放在其中。只要它在台灣發生過，它就是台灣的文化。九月份，我們打算進行一場演出，找了不少耳熟能詳、其實來自外部世界的台灣音樂。如《甜蜜蜜》，其實來自印尼民謠；《失戀陣線聯盟》，源自泰國；周華健的《花心》，源自日本沖繩民謠。
問：在你們「灣聲樂團」的專輯中，有中國大陸民歌《茉莉花》？
答：當然。《茉莉花》在中國大陸有二十多個版本。我之所以將它收入到台灣的情歌序列中，乃是基於我自己的藝術觀。從歷史來看，原住民之後，台灣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如今更有超過百萬的東南亞新住民。台灣之所以是台灣，就是因為它包容了不同地域的文化，海納百川。所有在這片土地上出現過的藝術，都應該獲得呼吸的空間，都應當得到尊重。
問：「解嚴」也讓兩岸藝術交流變得熱絡？
答：可以這樣說。「解嚴」帶來了兩岸的藝術交流與合作。我和中國大陸進行藝術交流與合作已經有十多年，多為台灣的製作團隊邀請。我們規劃明年去中國大陸進行巡迴演出。曲目方面，三分之一是台灣傳統的音樂，三分之一是兩岸共同的音樂，三分之一是中國大陸的音樂。始終，文化是一個界面和平台。
問：從今天的角度看，「戒嚴」帶給台灣文藝發展的教訓是什麼？
答：「戒嚴」是台灣當時全面性的思想禁錮。對台灣的藝術而言，一旦被禁錮便無法創作出真正有價值和真實的作品。藝術是帶領文化向前走的力量。當藝術的思考被限制時，無形中影響的是整個世代，禁錮之下，藝術家的創作在思想上會內縮，造成社會的退步。
台灣所謂禁歌，都是因為歌詞。這是文字獄的變種。但越是被禁，越是後來聲名大噪。一首歌原本可能不出名，但是被禁之後，人們反而會好奇它被禁的原因，反向促進了這首歌的散播。當時的執政當局以為透過禁歌制度可以消滅這些歌曲，但是完全失敗了。這些歌曲在台灣民間社會依然存在，否則今天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唱？「解嚴」之後，台灣也出現了禁歌演唱會，整個活動都是演唱當年的禁歌，和大家分享一首歌當年被禁的原因。
所以站在文化工作者的立場上，台灣人應該是思考如何讓文藝的發展得到應有的空間和尊重。從歷史上看，只有文化和藝術才是天長地久的，經過千年傳承而得到延續。當年的執政者為了政治的利益去消滅文化，但是越是想消滅，文化越是能夠生根發芽。文化控制只會帶來相反的結果。這是「解嚴」帶來的啟示，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不「解嚴」，就會無法再控制，一旦台灣社會到達臨界狀態，就會造成更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