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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上)

2018-05-14

--重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

范曾 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擬。重歷史、重列祖列宗是中華民族得以永遠維繫的根本原因。對民族歷史的自信,使中國5,000年來幾度沉淪又幾度崛起,這是一個打不垮的、堅強的、生命力永琲漸螫琚C

崇善貶惡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孔子周遊列國,以道之不行而歸魯,乃述而不作,著《春秋》一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年體歷史,以記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241年魯國之歷史。孔子著《春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紀事,更在明鑒。正如郭沫若先生題吾年輕時所作《文姬歸漢》云:「聖人作春秋,辭難贊遊夏,垂世千百年,褒貶亂賊怕。」郭老又提及史家之氣節:「我願學齊史,筆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報知己者。」這和文天祥《正氣歌》中所歌頌的史家崇高品德出於一轍:「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以自《春秋》以後的歷史學家都遵循茬o一崇善貶惡的原則,反是,則其史著不會流傳,這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歷史學家進一步將治史的根本原則予以陳明,如唐劉知幾《史通》云:「徵求異說,采摭群言,明其真偽,反映時變,詳今略古。」劉知幾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對陋儒之「虛美諱飾」、不可徵信之處,痛加鞭笞。可與《史通》比美者,當數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規模巨大的編年通史體例與《春秋》相類,而方法則是一以求實為宗。宋神宗以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該書詳記上起周威烈王(戰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五代)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間1,362年的歷史。

中國史學一般是後朝為前朝紀其本末,所謂隔代撰史。因為不涉本朝,則辨析公正,言史不偽。如房玄齡撰《晉書》、魏徵撰《隋史》、歐陽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等。最明顯之例,則是司馬光所撰《資治通鑒》只到公元959年。因趙匡胤於公元960年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歡宴罷節鎮,北宋建國,司馬光則戛然而止。這是史家一般遵循之道。在這一點上,孔子、司馬遷似乎有膽有識,孔子真寫到歿前三年之魯史,而司馬遷則一直寫到當朝漢武帝,頗有齊史、董狐之膽識。

中國史籍豐厚類型多樣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擬。而史著類型的多樣則是它豐富性的主要表現之一。歷史著作可大分為五類:一曰通史,前述之司馬光《資治通鑒》是也。二曰紀傳史,西漢司馬遷《史記》、東漢班固《漢書》、南朝宋範曄《後漢書》、西晉陳壽《三國志》是也。紀傳史又分有表志和無表志兩類,《史記》、《漢書》、《後漢書》為有表志者,《三國志》則無表志。有表志的內容隨歷史之衍進,也不斷擴大,如《漢書》有《食貨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後漢書》則更增黨錮、方術、列女、孝子。以上四部書習稱前四史。三曰紀年史,如孔子《春秋》、南宋呂祖謙《大事紀》。四曰斷代史,除前四史中《史記》而外,二十五史皆為斷代史(原為二十四史,1921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柯邵忞所著《新元史》列為正史,與舊有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五曰專史,如明末清初黃宗義所著《明儒學案》。另有兩類可為史籍之輔:一曰野史,如《滿清野史》、《清稗類鈔》;二曰筆記,如南朝宋劉義慶之《世說新語》、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

有前述諸史矣,而中國知識分子之孜孜矻矻、朝斯夕斯的精神,又非他國可比。如孔子《春秋》既出,則有正其義者、詳其注者隨之,春秋末左丘明著《春秋左氏傳》,戰國時彀梁赤著《春秋彀梁傳》(初為口傳,成書於西漢),戰國時公羊高著《春秋公羊傳》(亦成書於西漢)。《春秋》三傳(《左氏傳》、《彀梁傳》、《公羊傳》)既出,歷代又有眾多博學鴻儒一而再、再而三詳為注疏,成為專門的學問。(未完,明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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