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
范曾 北京大學中國畫法研究院院長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擬。重歷史、重列祖列宗是中華民族得以永遠維繫的根本原因。對民族歷史的自信，使中國5,000年來幾度沉淪又幾度崛起，這是一個打不垮的、堅強的、生命力永恒的民族。
崇善貶惡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孔子周遊列國，以道之不行而歸魯，乃述而不作，著《春秋》一書，為中國第一部紀年體歷史，以記自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凡241年魯國之歷史。孔子著《春秋》的根本目的不只是紀事，更在明鑒。正如郭沫若先生題吾年輕時所作《文姬歸漢》云：「聖人作春秋，辭難贊遊夏，垂世千百年，褒貶亂賊怕。」郭老又提及史家之氣節：「我願學齊史，筆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報知己者。」這和文天祥《正氣歌》中所歌頌的史家崇高品德出於一轍：「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所以自《春秋》以後的歷史學家都遵循着這一崇善貶惡的原則，反是，則其史著不會流傳，這是中國歷史學的優秀傳統。
歷史學家進一步將治史的根本原則予以陳明，如唐劉知幾《史通》云：「徵求異說，采摭群言，明其真偽，反映時變，詳今略古。」劉知幾反對「妄生穿鑿，輕究本原」，對陋儒之「虛美諱飾」、不可徵信之處，痛加鞭笞。可與《史通》比美者，當數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鑒》，這是一部規模巨大的編年通史體例與《春秋》相類，而方法則是一以求實為宗。宋神宗以為「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該書詳記上起周威烈王（戰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五代）顯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間1,362年的歷史。
中國史學一般是後朝為前朝紀其本末，所謂隔代撰史。因為不涉本朝，則辨析公正，言史不偽。如房玄齡撰《晉書》、魏徵撰《隋史》、歐陽修撰《新唐書》、《新五代史》等。最明顯之例，則是司馬光所撰《資治通鑒》只到公元959年。因趙匡胤於公元960年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歡宴罷節鎮，北宋建國，司馬光則戛然而止。這是史家一般遵循之道。在這一點上，孔子、司馬遷似乎有膽有識，孔子真寫到歿前三年之魯史，而司馬遷則一直寫到當朝漢武帝，頗有齊史、董狐之膽識。
中國史籍豐厚類型多樣
中國史籍的豐厚、龐大，非世界上任何族群所可比擬。而史著類型的多樣則是它豐富性的主要表現之一。歷史著作可大分為五類：一曰通史，前述之司馬光《資治通鑒》是也。二曰紀傳史，西漢司馬遷《史記》、東漢班固《漢書》、南朝宋範曄《後漢書》、西晉陳壽《三國志》是也。紀傳史又分有表志和無表志兩類，《史記》、《漢書》、《後漢書》為有表志者，《三國志》則無表志。有表志的內容隨歷史之衍進，也不斷擴大，如《漢書》有《食貨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後漢書》則更增黨錮、方術、列女、孝子。以上四部書習稱前四史。三曰紀年史，如孔子《春秋》、南宋呂祖謙《大事紀》。四曰斷代史，除前四史中《史記》而外，二十五史皆為斷代史（原為二十四史，1921年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柯邵忞所著《新元史》列為正史，與舊有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五曰專史，如明末清初黃宗義所著《明儒學案》。另有兩類可為史籍之輔：一曰野史，如《滿清野史》、《清稗類鈔》；二曰筆記，如南朝宋劉義慶之《世說新語》、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
有前述諸史矣，而中國知識分子之孜孜矻矻、朝斯夕斯的精神，又非他國可比。如孔子《春秋》既出，則有正其義者、詳其注者隨之，春秋末左丘明著《春秋左氏傳》，戰國時彀梁赤著《春秋彀梁傳》（初為口傳，成書於西漢），戰國時公羊高著《春秋公羊傳》（亦成書於西漢）。《春秋》三傳（《左氏傳》、《彀梁傳》、《公羊傳》）既出，歷代又有眾多博學鴻儒一而再、再而三詳為注疏，成為專門的學問。（未完，明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