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迅
劉永齡於2月19日病逝，3月16日香港殯儀館基恩堂設靈。86歲的他，生前死後一切都很低調。香港人熟悉劉永齡的，或許還真的不多了。這位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應該銘記他，中國紀念改革開放40年也不能忘卻他。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大潮。在香港資本家中，去深圳大規模買地建廠，劉永齡是第一個。選擇深圳買地設廠，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作出這一決定，無疑是需要膽量的。劉永齡於1978年創辦香港億利達工業集團，這是一個大型綜合性工業實體，下設10多家企業。其實，他公司幾年前就在深圳設廠，在廈門也有獨資經營的工廠，起初深圳廠是來料加工性質。當時，產業要推進發展，但他租不到也買不到大廠房，198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允許香港投資方在深圳自己買地，劉永齡便率先作出買地決策。
在深圳蛇口之間，他建了一幢面積10萬平方米的工廠。1989年新廠開幕，他向嘉賓介紹，準備招收10,000員工，現在已有3,000人，其中數百個是中國各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開幕那天，他同時邀請了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學等五所大學校長參加。他同這五所大學簽訂合同，搞科技開發合作。他看得遠，以科技開發為先。在香港商人中領風氣之先。
劉永齡堅守着一種信念。1986年，當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時，香港的不少財團和工商界人士憂心忡忡，紛紛轉移和收攏資產資金，劉永齡卻恰恰相反，人家拋出，他買進，別人縮小投資，他乘機擴大規模，添置設備，招兵買馬，擴大生產，佔領市場，還斥巨資買下香港快捷大廈，兵貴神速，億利達公司規模迅猛發展。
是年的8月15日，北京開往北戴河的列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會見了劉永齡和華裔美籍物理學家丁肇中。在列車上，劉永齡問胡耀邦：「國營企業太多，中國能不能搞一些私營企業？」胡耀邦聽了，點頭一笑，問他：「你認為發展私營經濟理由何在？」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個體私營經濟破土而出，稱此為「驚天動地」也不為過。在此之前幾十年，「一大二公」、「興無滅資」、「割資本主義尾巴」等宣傳不斷升級。中國大地上，個體私營經濟連根拔除，人人患了恐私症，談私色變。國人對個體私營經濟的警惕和戒備滲透血液，這是導致中國經濟在1976年跌到崩潰邊緣的主因。在當時要想啟動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談何容易。不過，劉永齡卻堅信：變革中的問題，只能透過繼續變革來解決。
劉永齡一字一句回答：「盡快發展私營企業、上市公司，只要控制少數股份就能控制全局。我主張中國採取這個辦法，用大家的錢，把小企業賣出去，大企業上市。」劉永齡說着，看了看胡耀邦，見胡聽得認真，於是繼續說，「我們的國家經濟害了重病，現在的辦法是唯有大力支持私營經濟，靠國家貸款。香港的工廠，80％是20人以下的小廠，現在的大廠都是小廠發展起來的。對外開放的同時，也要對內開放，也就是鼓勵發展私營經濟」。胡耀邦凝視着劉永齡，似乎在沉思，停頓了一下，胡耀邦說：「我們經營方面是做得不行，要想辦法。」幾年後，中國經濟成分最終發生了根本變化，私營經濟迅猛發展。
劉永齡本色是知識分子。他始終看重讀書，賺了錢回歸教育。當年，他在內地設立的獎學金有：吳健雄物理獎、陳省身數學獎、億利達科技獎、中國科技大學和西北電訊學院獎學金、上海青少年發明獎，僅僅在浙江大學就設立「億利達青少年發明獎」、「劉永齡獎助學金」。在台灣設立丁肇中獎學金。在香港以鉅資捐助理工學院「億利達電腦實驗室」，在中文大學設「楊振寧閱覽室」等。
2016年春，劉永齡的《香江異辭錄》在香港出版，10多萬字，收錄他的講稿和文章，他要我給他寫一篇長序，我採訪他四五次，寫了2萬字小傳記。
「海，藍給它自己看。」劉永齡喜歡這句詩意的短語，但不知道這詩句是誰寫的，他說，這七個字對他靈魂的觸動無法言喻，這正是對人生的一種點化。大海，遼闊的蔚藍令人心旌搖動，但大海似乎永遠以它的緘默淡泊自己的美麗，以它的孤獨包容世人的疏忽。人生在世，自己最能掂量出活着的輕重。一個人生命中若能遠離浮躁和虛華，保持心靈的明淨和淡泊，去做一個有海一般寬闊心胸的人，將生命的蔚藍展示給自己看，那一定是活出了做人的境界了。
海，藍給它自己看；人，真誠為自己活。劉永齡走過的路，只是給自己看。劉永齡81歲時，在上海朱家角歸園買了一塊地：墓地。他為自己擬寫了墓誌銘：
前半生，熬筋骨，餓體膚，苦意志，嚐盡人間酸甜苦辣；
後半世，建基業，慰先靈，賑學子，堂堂正正不負生平。
那天，在他的靈堂，這幅墓誌銘成了他遺像兩旁的輓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