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潤鴻（左）與謝曉瑩仍照常排練。2020庚子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這段期間，我們或許努力地回想，原本的正常生活究竟是如何的？對香港人而言，這段日子肯定也不好過。 一方面，疫症的出現，令17年前沙士的慘痛回憶在港人眼前逐格重播；另一方面，它亦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富翁窮人無一倖免。然而，除非時間停頓，否則日子還是得過下去。在此系列專題中，記者訪問了不同年齡、背景的香港人，了解他們「疫境」之下的故事。 感染數字總有歸零的一天，但疫情重創社會的民生與經濟，帶來眾多「後遺症」。此時此刻，前景仍不明朗，香港人唯有盡力過好每一天。
2020年的這場疫情，令得整個粵劇界幾乎全面停擺四個月 ，皆因響應抗疫，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關閉了全港所有戲院，導致整個業界四個月以來未有演出。出生於香港粵劇世家，三代皆為粵樂名家，精通各種擊樂、管樂、弦樂、彈撥樂及樂理，被稱為粵劇界「全能樂師」的高潤鴻感嘆當下艱難日子前所未有，是其父親、祖父從業多年也未見過的局面。然而高潤鴻與妻子謝曉瑩有自己的劇團，承受的壓力和負擔更大，日常盡量保持正向心態，新劇演出無期仍照排練，為未來演出做好準備。■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今年1月28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宣布次日開始關閉全港的文化設施與場館，高潤鴻擔任總監的靈宵劇團立刻煞停原定當晚就要在高山劇場開啟的一連三日賀歲演出。「如果只得一場，那28日晚做完便算，但原計劃3場，只演一場非常不便，劇團許多衣箱運來運去的費用都是筆很大開支，因此最後還是決定取消。」自那之後，粵劇界大小劇團所有演出全面停擺，全無收入。靈宵劇團於4個月內取消演出40餘場，疫情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幾乎都觸及大家經驗的盲區。儘管業界也有團結起來做一些努力，整個行業還是經受了不可避免的損傷。
隔行隔位賣票影響戲迷心情
靈宵劇團戲曲總會的排練廳內，身為正印花旦的高潤鴻妻子謝曉瑩，正和其他演員緊鑼密鼓地排練着預計於6月中旬在沙田大會堂開演的新劇《畫皮》。儘管目前不知能否如期演出，高潤鴻還是讓劇團於3月就恢復了僅限演員和他一位樂師的小範圍排練，4月底開放賣票。「票賣得幾好，戲迷很久冇戲睇，也知我們不易，都很捧場。」
不過，售票之始高潤鴻並未考慮到需要隔行的問題，只想到去年社運至現下疫情，市民消費意願已不高，故將高價的前排座收至僅6排，第7排向後全都是半價票，均是在每橫向八個座位之間，空出兩個座位。「但之後又被要求隔行，這樣下來觀眾坐不到原本買的那行，全部要向後推。要和觀眾溝通很困難，他們未必會體諒。」高潤鴻感到擔心，只能暫時停售，重新劃位。
他還提到，早前取消的賀歲演出也是費了很多心思重新編寫的劇目，不僅前期宣傳都付諸東流，事後的退票過程更是令他有苦難言。靈宵劇團的演出均通過演出所在的場館進行售票，退票時也只能通過高山劇場進行，但在劇院關閉情況下退票也相應推遲，直至4月才落實。不少觀眾都是長者，其間看到其他自行售票的劇團很快便退回錢款，對靈宵劇團的拖延感到不滿。「我哋每日接好多電話，都是問幾時退票啊，你哋是否呃錢？」高潤鴻坦言，這涉及到劇團的品牌信譽問題，只能一遍遍向戲迷解釋，遇到太過急迫的觀眾便先自行墊付退款，但難免心情受到影響。
疫情前景不明朗，高潤鴻預計即使恢復演出，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需要實行隔行隔位賣票。「其實每場所有半價飛都是我們自己負擔成本，經營劇團不會想要賺很多錢，次次都是將所有數目算得確切，現在又縮水一半人，對業界來講都是很大衝擊。」他所期望的，就是趕緊研究出徹底控制疫情的方法，便不必再擔心票房落差。
粵劇編劇成受資助「局外人」
早前，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撥出1.5億元設立藝文界資助計劃，資助不同藝術團體和個人藝術工作者。粵劇界收到的資助由八和會館派發，按照取消演出的場次計算，分配給每場演出之工作人員。高潤鴻透露，八和會館及時擬定了一份分配計劃供康文署參考，通過會議討論，修改多次後得出了受多人認可的分配方案，因建議書十分清晰，立法會財委會很快下撥了基金。
高潤鴻說，這個資助金對於群眾演員來說很有利，因為每取消一場所獲補助和他們原本參加演出的收入相當；對於二線配角，就只能獲得演出收入約一半的補助；又因獲補助金額有上限，主演所獲的補助就遠低於他們原應得的收入了。高潤鴻亦指出補助金分配的缺漏之處：「每取消一場所獲補助的音響、舞台總監等崗位，每崗位只有一人可領取抗疫金，但通常劇團會用不止一個音響師，因此其中有些人拿不到補助。」此外，編劇亦不在獲取補助金的行列，許多從事粵劇劇本創作的人士，成為了獲取資助的「局外人」。
另外，獲得資助的僅限於原定在康文署下會堂等較大政府場地所進行的演出，折子戲等其他小劇種，通常在社區中心等小場所進行演出，因此不在獲補助的行列，而需要表演者個人向藝發局申請資助。但是，藝發局「藝文界支援計劃」不包括在康文署場地表演的藝術工作者，社區中心屬康文署管轄範圍內，因此原定在康文署場地演出而被取消的粵曲演唱會表演者，淪入「兩不管」的艱難境地。目前，樂師工會仍在向民政事務署反映這一問題，高潤鴻希望下一期的資助可以彌補到這個漏洞，幫助到這些極需幫助的人。
為養家轉行 流失人才難回頭
「四個月未做大戲，年輕從業者不可能在家等，會去找別的工作，現下的情況part-time難找，所以很多人都選了做full-time。」連月來高潤鴻不斷聽到劇團成員或其他熟識的人為維生而從事其他行業的消息，做布景的去揸車、搬運，做衣箱服飾的去茶餐廳抹枱，連跟隨自己做樂師的侄子、外甥亦不能倖免......
在疫情撼動下，業界前景如同一團迷霧，一些年輕從業者，尤其是較有機會晉升上來的一批新生代演員，連正常參演的機會都看不到，更遑論看到未來發展的希望，於是他們的信念開始動搖。「八和學院的學員、演藝學院的學生，以及劇團內等緊發展機會的第三或第四花旦，都是有機會便能發展得更好的苗子，因為整個業界忽然停擺，他們擔心以後養家的問題，會選擇轉行。」高潤鴻時常感到擔憂：「之後情況好轉他們是否會回來？我都不敢講，即使回來也不會很快，我們仍是前景不明的高風險行業，整個社會都在失業，又有多少人會用錢來娛樂呢？」
高潤鴻指，政府以及整個藝文界的危機意識不是很強，而當疫情這類事件發生，首當其衝的便是文化行業。「雖然現在已經給了很多支持，但需要的遠遠不夠。雖說文化娛樂的演出可能於民眾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但我們是靠這個吃飯的，對於我們而言，它是必需品。」高潤鴻希望在後期，政府能夠給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場館租金的減免，演出的機會以及宣傳的助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