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偉傑 時事評論員
全港市民在最近兩星期都忙於如何做好抗疫工作的時候，戴耀廷日前透過反政府媒體，刊登一篇名為《初選就是抗爭》的文章，大吹大擂他所策劃「民主派初選」如何取得空前成功，如何得到廣泛「市民」支持。然而，對於全港市民來說，整篇文章最惹人憤怒的是，戴氏偷換「民主」、「抗爭」概念，將違反基本法的原則，變為「合法化」和「合理化」。
戴氏在文中列出眾多不同程度與「抗爭」相近的「專有名詞」，由輕至重，由淺入深，由「非暴力」至「暴力」，目的就是鼓動他人，以不同程度「抗爭」手段，來推翻現有的政府！最令人可恥的是，戴氏將「抗爭」重新「包裝」過來，將「抗爭」與「暴力」、「戰鬥」掛鈎，慫恿眾多支持者繼續以非法手段，達到「抗爭」的目的，與戴氏經常掛在嘴邊的「違法達義」都是一路貨色。
諷刺的是，戴氏經常將「當權者打壓市民」掛在口邊，試問香港曾幾何時發生言論、集會自由被打壓情況？筆者認為，由去年6月開始，黑色暴力不斷擴散的時候，普遍市民的自由真真正正地遭受打壓。而打壓者不是特區政府，而是縱暴派！普通市民不能在街上作出支持政府的言行，否則被視為「異見人士」，遭縱暴派毒打，甚至「私了」，試問這是踏上「抗爭之路」的「必要手段」？
最為人側目的是，戴氏在文中將「抗爭」下了一個清晰的定義，就是「個人或群體向當權者提出改變社會現狀的訴求，遭拒絕而採取的行動，目標是要促成想要達成的改變」。大家未必能了解這段文字所表達意思，筆者嘗試以戴氏的一貫手法，讓讀者明白戴氏的所謂「抗爭」概念。在學校，學生如果不滿老師所給予的功課，是否就可以毒打老師，佔據校長室，挾持校長將老師炒掉？在公司，僱員如果不滿老闆加薪幅度，是否就可以挾持老闆解散董事會？以上統統都不會存在文明的社會上。戴氏所提出「抗爭」的定義，就是希望各位重回蠻夷時代，如果有人不滿意現狀，就可以用武力來對付當權者。戴氏的「抗爭」概念無疑就是將「抗爭」變得「合理化」。
最後，戴耀廷認為這次「初選」有着深遠的意義，為香港政治文化帶來深遠影響。筆者絕對「同意」戴氏的講法。首先，這次「初選」讓廣大市民認清偽民主派所舉行「初選」的背後動機，目的是違法收集個人資料，在真正選舉當日，作操控選舉，配票之用。其次，本港原在6月下旬，已將疫情穩定下來，社會慢慢恢復過來。但是，經過今次的「初選」，眾多「選民」聚集多個「票站」，將病毒傳播出去，出現社區大爆發，導致情況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