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芷淵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筆者一個記者朋友，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在屋邨商場無意看到一部類似飯盒販賣機的機器。仔細一看，機器頂部寫着「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原來是速凍餐自助提取機，專為疫情下失業及就業不足的人士而設，提供最長一年食物援助，過渡性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而考慮到取餐人的工作及作息時間不定，相關人士只需到自助提取機掃二維碼，就可彈性領取速凍餐。
朋友說，這機器，這計劃，讓她有點感動。香港並不完美，貧富懸殊嚴重，但這計劃能因應社會和經濟環境轉變，迅速籌備和實踐，直接幫助有需要的人，值得點讚。
筆者隨後和好幾個朋友聊起這件事。遺憾的是，計劃推出已三個多月，媒體報道毫不起眼，了解此計劃的記者行家似乎並不多，行外人知道的更是寥寥無幾。
相反，近日幾宗自殺個案被媒體詳盡報道。尤其是一名與演藝界有關的人士，其個人背景、家庭資料、甚至自殺遺言等都被媒體詳盡透露。這不僅僅有機會對逝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更令人擔心的是，過分渲染聳動性的報道會造成傳染或模仿效應。2016年初，香港就曾出現「學童自殺潮」，最嚴重時9天發生7宗，有些媒體大篇幅詳細報道個案細節，提出問題卻無法解決，引起社會熱議。
筆者認為，相比起直接報道各種社會民生問題，香港媒體可參考「解困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的報道手法，積極介入社會問題，並探索各種解決途徑。
「解困新聞學」近十年在西方興起，由美國的大衛．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提出。他認為，要幫助社會進步，僅提高公眾的社會意識、或引起公眾對問題的憤怒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思路，提出嚴謹對策，解決社會最緊迫的問題。換言之，媒體不應該只致力於發現並報道問題，更應致力於解決問題。
近年，內地一些媒體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例如將民生難題推向社會，以互動形式發動民眾參與制定解決方案。雖然香港曾有資深媒體人嘗試投入「解困新聞」研究，但似乎未能成為主流。
海外學者曾做過一個簡單實驗，媒體報道敘述同一個社會問題，但分成三個不同版本：第一版本只報道新聞事實本身，第二版本報道新聞事實並附加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第三版本報道新聞事實及一個不奏效的方法。實驗參與者被隨機分到三個不同組別，分別閱讀上述同一版本的報道。結果發現，閱讀第二版本報道的參與者，負面情緒較少，對新聞的評價也較正面。
香港遭受了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令社會瀰漫着負面情緒。傳媒作為社會的第四權，應發揮輿論監督政府的正面力量。與其圖文並茂渲染性地報道負面新聞，不如把更多鏡頭聚焦於民生領域，在揭示問題的同時，更側重於解決方案的探索，加入成為「解困」平台，啟發政府管治、引導民眾發揮社會力量，參與幫助「解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