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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蘇軾《東坡志林》論遊士說：「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先秦的遊士除了那些宣傳各自思想的人以外，還包括了一藝在身的術士，甚至雞鳴狗盜之徒。蘇軾說：「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也。」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是遊士的黃金時代，他們爭奇鬥艷般地展示了自己存在價值，同時也給後代的士子們留下了一個心理上的斷層，因為秦始皇的統一，讓遊士們一下子消失了多樣性存在的土壤。
既然是「秀傑者」，就不會甘心「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所以蘇軾說的「失職」，是說他們失去了尋找機會發揮才能的條件。在春秋末期和戰國時期，遊士們是在貴族「養士」的形式下實現他們存在價值的，「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奸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而那些有理想的遊士們，為了實現他們自身的價值，對於富貴者是可以棄之如敝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這種人身依附關係的自由，給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之後，秦「既並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秦始皇採用了法家的愚民政策，似乎是在想用犧牲天下人存在價值的辦法，來強調他自己唯一的存在。依法治國固然重要，國家的統一也是必然的趨勢，但在秦始皇的精神強暴下，「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的結果，必然是整個民族思想文明程度的退化。而這種壓抑人性的結果，也必然會造成更強烈，更普遍的破壞性反抗，這也就是蘇軾說的：「遊士失職之禍」。而另一方面，儘管秦始皇念念不忘為自己到處刻石紀功，最終也難免成了後世恥辱性的笑柄。
遊士的出路經過漢朝的過渡，在三國得到一次迴光返照以後，逐漸被趕到了科舉考試這個獨木橋，唐太宗一句：「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話，一網打盡了天下英雄。遊士不再能遊，也不再「失職」，於是，想要擺脫被低俗化，想要思想解放，也就不那麼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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