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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人杜煥憶往》發佈會宣傳資料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王景松
今天，若有人問你最近聽什麼音樂，你可能會告訴他，我聽流行音樂、古典音樂、搖滾樂等。但你能想像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聽什麼音樂嗎？
在2008年12月17日，我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主辦，於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的一場名為「漂泊香江五十年：《失明人杜煥憶往》」唱片發佈會，是晚出席人數過百，現場座無虛席。在發佈儀式過後，音樂系安排了一個小時多的音樂會，請來四位南音唱者唐小燕女士、區均祥先生、吳詠梅女士及粵劇名伶阮兆輝先生演唱了多首南音作品，包括杜煥《憶往》的唱片選段，由杜泳、何耿明、陳國輝及羅啟基多位音樂師傅拍和。
南音是流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以粵語方言演唱的傳統說唱音樂。杜煥生於1910年廣東肇慶，1979年在香港逝世，自小失明，以唱曲賣藝為生。這套《憶往》唱片全套六張，是杜煥以南音形式唱出其一生的音樂傳記式記錄。他一生大部分時間居於香港，與香港戰前、日佔時期、戰後重光等歷史緊扣一起。縱然，這套唱片只是杜煥個人的回憶，但在聽過唱片後，你不難找到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上兩個星期，我收到中大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寄來的《憶往》唱片，聽過後，我發現這套南音作品得以再現，除了現代錄音技術的出現外，民族音樂學家的關注同為重要。我嘗試結合這兩點，為大家聽唱片之餘，提供一點思考材料。
唱片錄音出現
十九世紀末，人類的音樂進入科技化年代。Thomas Edison的唱筒式留聲機（Phonograph）及後來Emile Berliner的唱盤式留聲機（Gramophone）展開了人類一個記錄音樂的新年代。七十八轉唱片成為當時重要的音樂載體。
踏進二十世紀，新錄音制式不斷革新，記錄音樂的媒介便以錄音帶、CD、VCD、MD、DVD、MP3等聲音媒體代替傳統的唱盤。音樂的記錄模式更由模擬形式轉為數碼形式，流通於互聯網世界。
錄製中國音樂的唱片工業
談及中國音樂的錄音工業，我們可推至二十世紀初，英國「留聲機公司」（Graphophone Company）錄音師蓋伯格（Fred Gaisberg（1873-1951））開展其東方錄音之旅為始，先後到達香港、上海等地錄音，以錄製戲曲及器樂音樂。最早於中國上海設廠的法資公司「東方百代」（Path* Orient），於1908年開始錄製以京劇為主的唱片。及至三十年代，「東方百代」先後被美國哥倫比亞（Columbia Graphophone Company）及英國EMI公司合併，組成「百代EMI」。
及後中日戰爭，唱片工業亦相繼停頓。1949年後，「人民唱片」將當時華資的「大中華唱片」、百代EMI及「勝利」合併，成為後來「中國唱片」的前身。中國唱片是1955年後國內唱片出版業主要的公司，「中唱」除錄製新唱片外，還重新錄製及再版「百代EMI」時的唱片。
另外，香港於56年出現「藝聲唱片」，主要再版「中唱」的錄音，是中唱外銷海外的窗口。到八、九十年代以後，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及香港龍音唱片公司錄製了不同種類的中國音樂唱片，成為成長於九十年代的香港人聆聽中國音樂的重要途徑。
是次的唱片出版就是因唱片錄音技術出現，而得以保留了七十年代杜煥的聲音。
民族音樂學與唱片錄音
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這學科出現於二十世紀，並在五、六十年代後得到重大的發展。這學科主要將音樂研究與人類的文化環境結合，探討音樂在不文化環境下的意義。早期的學者們以研究「非我」的音樂，他們會與被研究的群體生活一段時間，學習其語言、音樂、文化等，希望藉以更明白那群體的音樂。後來學者的研究對象，除「非我」外，亦回到自己文化中。
《憶往》的成功出版，是有賴民族音樂學家榮鴻曾教授於1975年於上環富隆茶樓，為杜煥錄音時所錄。榮教授是次錄音因其在香港研究粵劇時，在偶然機會下聽到杜煥的演唱，所以決定力邀他錄下其音樂。《憶往》是杜煥的個人創作，全曲六小時多，共十二章，前後分了兩次錄製。開首八章是於富隆茶樓錄音，後四章則於錄音室錄製。榮教授於唱片小冊中道出民族音樂學家所關注：「我深信演唱和錄音的場所必須是杜煥所熟悉的環境，包括聽眾、氣氛等，這樣才使他能充分地表現真正的藝術水平，忠於南音原來的面貌。」音樂的發生場合（context）對表演者、聽眾及音樂本身是十分重要。另榮教授更指出，後來在錄音室錄製的後四章，顯然氣氛與前八章不同，他認為可能是杜煥的年紀大了一年及錄音環境失去了原來富隆茶樓那份與聽眾交流的感覺，大家不防聽聽是否如此。
民族音樂學家關心的是音樂與其文化本身的密切關係，《憶往》的唱片正是一個好例子。
杜煥的音樂與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音樂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在空氣中，一瞬即逝，但它的感覺會放到我們大腦之中，到某時某日，音樂再現便成為你回憶過去的途徑。
集體回憶是近年香港人十分關心的話題，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天星及皇后碼頭清拆一事，集體回憶成了重要一詞。在音樂上，不同年代的音樂會成為某年齡群體的聽覺記憶，如近年香港舉辦了不少由七、八十年代本地或海外歌手的演唱會，成為了三、四十歲香港人的回憶。
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余少華教授提及，杜煥的南音錄音帶成為他留學異地時的良伴，一曲《霸王別姬》伴他度過孤寂晚上。到今天，他對留學時的聽覺經歷，仍猶如昨日。我相信余教授的聽覺記憶不只是他個人的記憶，更是聆聽過杜煥演唱者的集體回憶。
中大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名譽研究員吳瑞卿博士在發布會上提出，杜煥的《憶往》是研究香港歷史的民間一手資料。這套《憶往》不單是杜煥個人的經歷，他唱詞的內容對研究香港二十年代後的歷史、文化、音樂等課題十分重要，吳博士在唱片小冊中表示，「杜煥的音樂是『香港回憶』彌足珍貴的資料！」除這套唱片外，中國音樂資料館在較早時出版的杜煥《訴衷情》及康文署出版的《飄泊紅塵話香江，失明人杜煥憶往》DVD。
在討論集體回憶時，我們不能避免保存這些回憶的問題，是次唱片的出版，正是民族音樂學家的一份觸覺，榮教授的錄音工作功不可沒，學術機構亦在今次出版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何耀光慈善基金在財政上的支持更為重要。但唱片出版過後，在缺乏了南音的演出場合下，如何讓新一代認識這些傳統的音樂，便是香港人下一個重要課題。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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