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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雖然騷亂背後有無數難以道清的情結和怨恨，但就對暴力層面的譴責和懲罰而言，卻並無維漢兩族之分，甚至根本就無須強調到底是維族還是漢族；只要是暴力，就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法律的懲罰。同時，漢族人如何管理、掌控自己的情緒，這十分考驗漢族人的智慧，也十分考驗這個民族的人們在崛起過程中是否具有足夠的理性精神和自我提升能力。
新疆烏魯木齊的騷亂事件基本上平息。事件雖已平息，但在中國官方的處理方式，其中尤其是在國際公關和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方面，此次事件迄今還是有一些脈絡和經驗可以梳理。
騷亂初期：國際公關基本成功
烏魯木齊騷亂發生在七月五日下午到晚上。筆者七月六日中午在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節目的「今日觀點」欄目發表評論認為，從新聞發佈的角度看，對事實真相的披露，二十四個小時之內是十分關鍵的一段時間；在這二十四個小時裡，中國官方若能及時、全面地發佈事實真相，對於取得話語主導權、阻止一些或不明真相、或別有用心的媒體的歪曲，當有積極作用。在這方面，去年「3．14」西藏騷亂的報道處理方式，是有教訓和經驗可借鑒的。西藏騷亂伊始，由於中國官方媒體相對慢了「半拍」，因此事件開始幾天，話語權完全交給了西方媒體；直到後來包括中央電視台在內的官方媒體接連公佈真相，輿論風波才逐漸平息。
值得肯定的是，北京在此次新聞發佈方面，不但及時，而且相對比較全面，比較好地掌握了話語主導權。北京有關部門還主動邀請海外和國際媒體前往烏魯木齊採訪，從而對於海外和國際媒體如實了解和報道騷亂真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一點與去年西藏騷亂後驅趕外國傳媒形成了截然反差。從海外和國際媒體的反應來看，大部分反應大都比較客觀、公正。
從國際社會的反應來看，由於一些政府在「疆獨」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再加上一些媒體的天然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些政府和媒體在此次事件中的反應和角色是十分尷尬的；但面對鐵證如山的血腥和暴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們都無法容忍這些暴行，任何文明國家的政府和媒體都無法再閃爍其辭，左右搖擺。因此，國際反應從總體上勝過去年的「3．14」西藏風波。這實際上使中國在國際輿論和環境上，處於較去年「3．14」相對比較有利的局面。
國際反應進入第二階段
但這是過去三天第一階段的特點。根據筆者的粗淺觀察，從七月九日開始，國際和海外反應已逐漸出現相對比較微妙的變化，預示着對新疆平暴的反應，已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國際和海外媒體在第二階段的反應，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在對烏魯木齊現場局勢的報道和關注上，已由過去幾天對騷亂分子血腥暴力的關注，逐漸轉移為對中國官方平暴措施的着力。在這過程中，中國官方任何一點嚴厲的措施和言論，都會在原有的意識形態背景下被西方無限放大，從而塑造成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的印象。
與此相關的，是「世界維吾爾大會」和熱比婭本人，這幾天在西方國家正在展開一系列積極的公關活動，試圖塑造其被鎮壓的無辜形象。由於「世界維吾爾大會」總部設在德國，熱比婭本人又常年在美國活動，而「世界維吾爾大會」與「東突」不同，它並未被西方界定為恐怖組織，因此「世維會」和熱比婭本人在歐美國家能獲得相當的同情。從這幾天的西方反應來看，似乎呈現出一些微妙的反差，那就是西方記者在新疆採訪的真相，未見得是西方國家內部人們希望看到和聽到的：在那裡，由於距離烏魯木齊事件現場較遠，而距離熱比婭又較近，再加上西方（尤其是歐洲）天然的理想主義色彩，因此那裡的人們似乎更傾向於傾聽來自熱比婭的宣傳，而不是來自烏魯木齊第一線的真相。
因此，未來幾天乃至一段時間，在中國官方和熱比婭之間，一場爭奪真相的鬥爭，勢必悄悄但卻激烈地展開。如果說，過去幾天中國官方由於及時公佈真相並開放國際傳媒採訪，取得了第一會回合的勝利，那麼未來當西方內部的人們由於地理和情感的因素，天然地更願意傾聽來自熱比婭的聲音的時候，這場爭奪真相的鬥爭就將顯得更為激烈。對此，北京絕不能掉以輕心。
其次，最近幾天，從國際和海外媒體的反應來看，對烏魯木齊騷亂的內因以及中國民族政策的反思和質疑開始增多。從客觀的角度看，這些反思和質疑確實有供北京參考的地方。但從現實鬥爭的角度看，北京若沒有一套完備的策略、材料和部署予以應對，則有可能在第二階段的鬥爭中佔據下風。總之，第一階段的着力點主要是在血腥暴力的真相，這部分只要及時、公開、透明，比較能夠服眾；而一旦進入第二階段，由於西方天然的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再加上熱比婭的就近煽動，以及北京在民族政策上原本就存在的反思空間，這部分的鬥爭難度將更大，任務將更艱巨。對此，北京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各有關部門從現在起就要有足夠的各種預案措施。
與此同時，由於此次騷亂的背景是「世界維吾爾大會」，該組織雖然其國際背景和內部的社會背景與「東突」一脈相承，但在西方卻以和平面目出現，因而並未被西方界定為恐怖組織。這就給該組織披上了和平與合法的外衣，也給北京在就烏魯木齊騷亂事件定性問題與西方溝通時增加了難度。
騷亂伊始，北京官方媒體對事件的定性是「暴力犯罪」。但隨着局勢發展，也有一些輿論傾向於將其定義成恐怖襲擊。當然，中國官方有權決定其對事件的定性，但若要爭取國際支持，就必須考慮在定性問題上與西方的溝通。而恰恰西方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局限於爆炸、暗殺等範圍，烏魯木齊騷亂很難被其認定為恐怖襲擊；再加上西方對「世界維吾爾大會」的天然支持，因此在這方面北京必須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漢人應管理和提升自己情緒
就目前和未來幾天對事件的處理而言，正如一些輿論已經指出，公權力的持平、公正，而且對維漢兩族的一視同仁至關重要。雖然騷亂背後有無數難以道清的情結和怨恨，但就對暴力層面的譴責和懲罰而言，卻並無維漢兩族之分，甚至根本就無須強調到底是維族還是漢族；只要是暴力，就應受到道義的譴責和法律的懲罰。
在這方面，除了新疆當地的漢人之外，全國乃至全球各地的漢人，也應十分注意管理自己的情緒。雖然這本身是一起由民族矛盾引起的慘劇，同族人們的憤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歷史和國際上民族之間因仇恨而怨怨相報，最後導致悲劇的循環和升級，這樣的例子我們已經看得太多、太濫了。漢族的人們如何管理、掌控自己的情緒，這十分考驗漢族人們的智慧，也十分考驗這個民族的人們在崛起過程中是否具有足夠的理性精神和自我提升能力。
民族問題：尋找深層原因
另外，當事件基本平息之後，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必須提到執政者和所有漢人的面前，那就是：多年來的不可謂不優厚的少數民族政策，為什麼沒能真正獲得少數民族——或至少是回藏兩族——人們的心？除了分裂勢力的因素之外，對內究竟有哪些原因可以尋找和反思？
從去年西藏的「3．14」騷亂，到今年新疆的「7．5」慘案，民族矛盾激化，是中國發展中面對的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一個國家在轉型和走向多元、自由的過程中，民族問題若處理不好，很可能成為民族崛起的滑鐵盧。十幾年前南斯拉夫的教訓，是十分深刻和慘痛的，應當為今天的中國所記取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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