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會考放榜，媒體總是炒作、社會總是注意有多少個會考狀元，例如今年產生的13名十優狀元便成了關注焦點。但是，在總數逾115,000名考生中，卻有60,000多名學生未達升讀預科最低要求。雖58,000多人達到升讀預科的最低要求，但因全港中六學額僅33,000個，有20,000多名有資格升學的考生被拒諸升學門外。這意味着，本港的教育制度，在總數逾115,000名考生中，製造了33,000個成功者，82,000個失敗者，失敗者是成功者約2.5倍。與最成功的13名十優狀元比較起來，今年有6,300多名考生得「零分」，最失敗的「零分」考生是最成功的十優狀元的485倍。

　這充分說明，本港教育制度製造少數精英和多數失敗者。與每年媒體炒作的寥寥十幾個十優狀元比較起來，社會對每年有七、八萬名考生被拒諸升學門外，尤其對每年有數千名「零分」考生，卻習以為常乃至麻木不仁，這是作為富裕社會的香港的一個恥辱。

高等教育覆蓋率嚴重不足

　香港傳統的英式教育是精英教育，為求培養一小撮英才而犧牲大部分學子的利益。戰後初期，極少數學生有機會完成中學課程，更少人可接受大專教育。港英政府成功培育的這些精英，很大一部分成為政府官吏隊伍的後備軍，另外一部分成為「高尚行業」的棟樑。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香港的高等院校只有三所，包括兩所大學和一所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傳統精英教育只造就了小量精英，卻忽視了大部分學子在提升教育水平上的需要。隨着世界及香港經濟不斷發展，這種制度已不能切合知識經濟主導下的新經濟體系。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香港擴展高等教育。截至2006年，香港共有八所授予本科及以上學位的高等院校。目前，這八所高等院校每年可招收大約14,500名本科生，大約佔相當於17－20歲這一年齡人口組別的18%。儘管如此，還是遠低於歐美國家的60%－80%，更遠低於台灣大學高達89%的錄取率，亦遜色於新加坡逾60%的中學畢業生，能夠在「大學－理工」雙軌制高等教育院校繼續學業。

　香港教育必須減少製造失敗者，政府首先應大幅增加大學學額，要提升高等院校的規格和數量，擴大在校學生數量，但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鼓勵開辦私立大學以及社區學院，為中學畢業生提供大專以上教育課程。筆者特別要強調的是，2006年12月，樹仁學院升格為大學，成為本港首間私立大學，這是香港教育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樹仁是筆者的母校，是樹仁把許多無法升讀公立大學的失敗者，培養為成功者，如今樹仁學子活躍在香港各界。樹仁今日已擁有3,000多名全日制學生，比起八所由政府資助的院校不遑多讓。樹仁學院成為本港首間私立大學，有助鼓勵本港社會以私人資源支援大學教育。實際上，私立大學是許多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的主流。時至今日，「樹仁」已經成為香港專上學院中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這與胡校監、鍾校長的鞠躬盡瘁，各位老師的辛勤耕耘，歷屆學子的努力學習和貢獻社會分不開。「樹仁」為香港發展私立大學，提供了極好的借鑒和方向。政府應鼓勵私人投資興學，並給私立大學以適度的經濟補助。同時加強私立大學的立法工作，確保本港私立大學發展。

改變分數為上關注弱勢考生

　香港除了私立大學發展嚴重滯後外，香港教育還有一個嚴重弊病，就是以成績而不是成效來檢視一間學校的優劣。少數所謂「名校」，利用這個制度進一步爭取「好學生」，引發了「收生競爭」現象。所謂「名校」為了維持學生在公開考試有一定的好成績，抗拒招收成績差的學生，以致出現兩極分化，「好學生」和「差學生」集中在不同學校，這已經在每年會考之前，就製造了少數成功者和多數失敗者。這使把一批低程度學生教育成為中等程度的學校，得不到支持和讚賞。必須看到，教育的成敗只可從附加值來衡量，如果「非名校」能把一群平庸的學生教育為中等程度的學生，政府應該加以支持和讚賞。

　今年有6,300多名考生得「零分」，被稱為「三低生」：一是低分數、二是低技能、三是低動力。「三低」之間是惡性循環的關係。低分數、低技能導致低動力，令失敗者連學習、上進和追求自己美好人生的動力都沒有了。這「三低生」升學無門、工作無着，浪蕩街頭，成為毒魔或「援交集團」的獵物，這是香港教育最失敗之處。政府必須關注怎樣提升這些學生的素質，他們不必擁有高的學歷，但必須具備起碼的文化水平，以便日後學習恰當的謀生技能。

　除了展翅等計劃外，政府可進一步開辦更多學習恰當謀生技能的實用課程。實際上，近年來不少僱主在聘請僱員時，並不只看重其學業成績，反而更着重應徵者的技能、分析力、常識及創意等，「高分低能」者已不受僱主歡迎。家長亦需改變「考試即是一切」的心態，減少催逼子女；而社會人士，尤其作為僱主的，可有助倡導「常識好勝過考試成績高」的觀念，從而潛移默化地改變家長及學生的心態。這是香港教育減少失敗者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