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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忘記戰爭，談何容易。上月波蘭舉行的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全球二十多國領導人齊集，為和平與寬恕祈禱。紀念戰爭，不是為了『打開傷痛記憶的黑盒子』」。圖為納粹德軍入侵波蘭的照片。 資料圖片
余綺平
國慶前一天，73歲的母親由香港回家鄉廣西桂平過節。母親驕傲地說，娘家派了一部七人座位的私家車去廣州接她，抵達後住進小舅的五層高新屋。
小舅名叫「黃連根」，黃連已經夠苦了，何況是「根」？他生於1949年解放前夕，今年60歲。
龍應台在她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引述父親龍槐生（國民黨憲兵連長）自傳；「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防守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龍應台糾正父親記錯日期，但她和他都提到李宗仁。
李宗仁妻子郭德潔原籍正是廣西桂平，他們邂逅於此，結婚於此；李宗仁更屯兵於此。
桂平黃連根一家的小孩，當年替李氏看守穀倉。
我喜歡聽母親訴說桂平往事，不像龍應台，錯失了機會如今後悔莫及。母親常提起，李宗仁的穀倉離地而建以防潮，倉底穿了小洞，穀子漏地。骨瘦如柴、衣不蔽體的黃家小孩爬進倉底一顆一粒拾穀，煮粥水充飢。有一次幾天沒收穫，母親擔心弟妹快餓死，就用樹枝搗破倉底，穀子「嘩啦、嘩啦」流出來，她卻嚇哭了。
六十年過去，母親如今坐私家車去桂平；黃連根的名字早就改掉了。這場國共內戰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戰爭為更多的人謀取幸福。
龍應台新書《大》花很長篇章批評戰爭的殘酷，描述國共內戰平民百姓的顛沛流離。書中杭州「追火車的女人」一章，悽愴情景與《齊瓦哥醫生》電影裡逃難一幕相似。前者將孩子遺留火車上；後者發生於蘇聯內戰，女人將孩子送上火車，希望他逃出生天。
戰爭，古今中外都是妻離子散。「追火車的女人」故事可以發生地球上任何一場戰爭裡。只是，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去回憶戰爭、去紀錄歷史。
龍應台同情戰爭的失敗者，類似的觀點近年在西方社會很流行。例如，英美兩國盟軍二戰時轟炸德國歷史名城德累斯頓，六十五年後的今天依然極具爭議。當時大戰快將結束，德城對軍略無足輕重，但盟軍仍發動大規模火力，炸毀城中無數巴洛克建築，炸死十三萬五千名平民。如今有一些像龍應台那樣「悲天憫人」的西方道德之士認為，英美盟軍殘殺平民，應該列為「戰犯」。甚至有美國人認為，當年沒必要向廣島和長崎擲原子彈，濫殺無辜。
但是，我們應否如此斷章取義地看待戰爭和歷史？
今年9月1日，是二次大戰第一炮在波蘭打響的七十周年紀念，牛津大學國際歷史教授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在英國《衛報》發表一篇「紀念戰爭」的文章裡就提到，我們評論二戰成敗時，要看戰後所帶來的光明。從道德上來說，這是一場毫不含糊的戰爭；納粹德軍喪盡天良，盟軍是為正義而戰鬥。
麥克米倫承認，回憶過去或者忘記過去，都是痛苦的。但是「讓我們記住戰爭的所有複雜性，而不要將其簡單化。」（Let us remember the war, but let us not remember it simplistically but in all its complexity.）
龍應台在國慶六十周年前夕匆匆出書，趁機誇大國共內戰的仇恨，希望「打開傷痛記憶的黑盒子」，向失敗者致敬。她認為「一九四九年太多傷口沒痊癒，太多虧欠沒補償。」她呼籲兩岸領導人「向走過戰火的人民道歉」。
戰爭從來都是「太多虧欠沒補償」，參與世界大戰的國家尚且沒有道歉（德國除外），何況兄弟鬩牆的國共內戰？龍應台的人道關懷太泛濫了。
龍應台書裡也有很大篇章講述二次大戰，她告訴德國裔的兒子菲力普，大戰時有一百萬德國士兵在蘇聯俘虜營受虐而死；同樣地，有兩千萬蘇聯人死於這場「衛國戰」。可惜，19歲的菲力普不願意知道。
事實上，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正「選擇性地」忘記這場大戰。牛津大學教授麥克米倫文章指出，奧地利聲稱自己是納粹首名受害者，但忘記了曾經支援德軍；意大利的歷史教科書曾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止，不敢觸摸法西斯崛起的一頁；法國曾經激烈地反猶太，不惜與納粹德軍勾結，如今他們盡量避開這段歷史。西德在二次大戰的罪行當然責無旁貸，但許多東德人卻相信，他們與蘇聯一起推翻希特勒政權。
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更加不用說了；他們不肯道歉，更竄改歷史。
不肯說「對不起」的還有俄羅斯。二戰時蘇軍入侵波蘭東部，六百萬波蘭人因此喪生，波蘭在今次紀念活動上迫使俄國道歉。但蘇聯人堅信這場衛國戰是為了對抗納粹德軍、為了從法西斯手上解放東歐；他們犧牲了兩千萬人，又怎肯說「對不起」？
多年前，我經常去英國南部樸茨茅斯港口探親，在驚濤駭浪的岸邊，矗立着一柱石碑，朝向英倫海峽。碑文寫着：紀念戰死異鄉的士兵，1840年他們的艦隊由此港口出發遠征中國。石碑基座雕刻人像，英軍高舉利刀，刺穿拖着長辮子的中國人心胸。1840年的鴉片戰爭，清廷腐敗政府與英國簽署不平等條約，割讓了香港。
我當然期望英國道歉。但是，她僅為自己「卑微」的士兵立碑紀念。
龍應台說，她的書寫下了「千千萬萬個體在歷史洪流下的卑微與掙扎」，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該書第186頁，她同情「卑微」的農民向共軍和日軍繳糧；但她質疑，為甚麼中國人要痛罵日軍？不罵共軍？她將國共兩軍與侵略軍混為一談，這種人文角度的慈悲，是黑白是非不分。
電影《雷霆救兵》（Saving Private Ryan）裡，出現了真正「人文角度的慈悲」。雷恩一家四個兒子參加二次大戰，死了三人，小兒子雷恩下落不明。美軍出於人道考慮，派兵於槍林彈雨中尋找雷恩，將他平安送回後方。片中諾曼第盟軍登陸一役，驚天地泣鬼神。雷恩是「卑微個體」，他受到「最深的關注」。不過，最感動人的還是雷恩的母親，為了擊退納粹侵略軍，她將四個兒子全送上戰場。是非黑白，她很清晰。
要忘記戰爭，談何容易。上月波蘭舉行的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全球二十多國領導人齊集，為和平與寬恕祈禱。紀念戰爭，不是為了「打開傷痛記憶的黑盒子」。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我們應該以這樣的積極態度看待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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