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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選標準：時代意義第一。（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仲鳴
六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在六十年的文學創作裡，要找出六十部作品，是否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或者是一件難以抽選的事？而這六十部的評選標準，又如何界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便承擔了這一責任，動員了所內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選了六十部作品，分別撰寫評論，印行了一部書：《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楊匡漢、楊早主編，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九年九月）。這部書的評審標準，楊匡漢在〈前言：此史可待成追憶〉中說：
「我們無意將『六十部』都以『經典』命名，歷史還短，還有待於廣大讀者和時光老人的評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經典』應無愧矣，因為它們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學史意義上，都觸動了時代神經，也投影於歷史滄桑，藝術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
綜觀這「六十部」，不少作品確非「經典」，而是在時代的潮流中，「曾經有爭議卻對文學進程起過重要影響」，劉心武發表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人民文學》的〈班主任〉，就是這樣的一篇作品。這篇作品是在打倒四人幫後，開啟了中國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儘管這部作品仍「未脫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無法卒讀，在當時卻讓人有石破天驚之功，因為它首次公開衝破僵化機械、千篇一律的『文革』文學模式。」（李兆忠評語）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盧新華在上海《文匯報》所寫的〈傷痕〉，同樣哄動。後來反映文革的小說一部又一部出台，統稱為「傷痕文學」，但因劉心武吃了頭啖湯，「六十部」便沒有盧新華一席。
同樣，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歌頌了抗美援朝的志願軍，同樣具有時代意義，所以也榮列「六十部」。李建軍負責評價這部作品，卻有此看法：「〈誰是最可愛的人〉真正的特點，在於對戰爭的酷烈場面的近乎自然主義的呈現。」不錯，當年的戰爭文學敘事，「常常回避對死亡和犧牲場面的過於細緻描寫，往往顯示出一種避實就虛的浪漫主義特點」，魏巍的「真實」，確是劃時代。「六十部」有它，不無理由。
基於這原則，「六十部」連《天安門詩抄》、《豔陽天》這些作品也選了。當然，真正「經典」的作品亦不少，如老舍的《茶館》、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紅高粱》、陳忠實的《白鹿原》等等。至於港台海外的華文作家，相對來說，太少了，只有金庸的《射雕英雄傳》、龍應台的《野火集》、張愛玲的《小團圓》。白先勇的《臺北人》、余光中的《白玉苦瓜》，只列於「六十部」的副榜。由此而觀，編選者只重時代意義，昭然若揭。
編選文學作品入冊，甚至撰寫文學史，都有其自家的評核標準和尺度。這部書我們只視為六十年華誕的獻禮好了，何必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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