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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國
想起六十年代，禁不住想起在那個年代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便深深被法國的存在主義吸引。那時，只要是有關存在主義的書，都拿來看，也不管看懂多少，或者是全然看不懂。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存在主義的狂飆時代吧？
讀沙特的戲劇《沒有出路》，似懂非懂。讀卡繆的《局外人》，覺得人生實在太荒謬。讀到他寫的有關薛西弗斯的神話，更是覺得人生虛無得很。
想起卡繆，就想到他的死於非命，也是透着荒謬。他是死於一場車禍，那輛車子當時正撞向一棵樹，而他卻是那個路過的行人。他死時四十六歲，死的那年，正是六十年代開始的一九六零年的一月四日。
四個多月後，在五月三十一日那天，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俄羅斯的巴斯納克，也在他的寓所逝世，享年七十歲。他一生只寫過一本小說，就是改編成電影也讓觀眾感動不已的《齊瓦哥醫生》。一本小說，就令他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可以說是奇緣吧？或者是他那個時代的一種荒謬？更可惜的是，他在斯大林的統治下，不再寫詩了，只是用詩一樣的語言來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這，也是一種荒謬吧？荒謬是用來抗議，荒謬卻也是一種自我的放逐。
一九六零年，也是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在政壇嶄露頭角的一年，三年後他要步向死於非命。他的死亡，不也是一種荒謬嗎？荒謬的政治世界，荒謬的人生，難道這就是六十年代開始時的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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