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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煒
現在的作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他們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實踐和嘗試了各種不同的寫作方法，幾乎文學史上的多種流派都得到了綜合實驗。但是粗略看一下，又會發現兩種不同的創作─不同的遺憾。
我們常常談到，有的作家社會責任感非常強烈，有無法消除的道德義憤，對社會的不公正現象格外敏感，對底層的苦難極為牽念，始終關注弱者─這一部分作家的精神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這是一種人格力量。可是對於創作的分析，則要複雜得多。因為某些時候，那種立場、那種批判的理念，那種強大的責任感，也會把一個作家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給壓迫了。作家本來是必須保留廣闊的感性空間的，這個空間愈大，飛揚的想像就愈多，千姿百態無拘無束的可能性就愈大，生命的絢麗爆發才有可能。
所以對藝術家來說，無論具有多麼強烈的關懷，多麼堅定的立場，多麼美好的關於人類生活的願望，也還是有一個向藝術轉化的過程。憂國憂民、苦難感，這是藝術家最重要的心靈質地，但不能是全部，不能僅僅將其作為一種理念，讓其壓迫和局限創作的無限可能性。感覺的世界無限豐富無限開闊，一經壓迫又會變得窄而又窄。在一個生活非常艱難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活得沒有尊嚴，不同階層鬥爭激烈，社會不平等現象異常嚴重，這樣的社會，作為一個創作個體，他跟客觀世界的對應性、二者之間的關係，通常是非常緊張的。只要身處這樣的國度，只要還有一點良知，他的作品必然包含呼喊、反對、揭露的聲音，有時難免會寫出那種強有力的、像報告文學一樣的小說。這種作家當然讓人尊重和感動，他們有強大的動力源。但是，這種動力源也應是飛揚不羈的想像的源頭，而不是相反。
另一種作家生活在安逸的第一第二世界，雖然他們也有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痛苦。從翻譯過來的很多作品中可見，他們用盡了文學探索的各種各樣的技巧和辦法，寫得千奇百怪，形式上的追求無窮無盡，總之非常精緻─但那是他們的世界，他們的生活，是由他們的生存處境決定的，而這對於艱難發展着的第三世界的不少讀者來說，看了以後總覺得沒有甚麼內容、蒼白，打動不了他們的心。
這可能就是文學寫作的兩極，兩種遺憾。
其實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既不是匿名信更不是表揚信，也不是批判稿─一個作家無論有多麼強烈的批判意識，無論有多麼強大的道德感，無論面對着多麼尖銳的社會問題，無論具有多麼旺盛的用文學發言的慾望，也還是面臨着一個最為重大的任務，就是寫出真正意義上的有魅力的文學作品。物質生活社會環境非常舒服之地，真的會有百無聊賴，真的會有杯水風波，因為身邊沒有甚麼強烈的故事刺激他，人的呼喊的慾望，反抗的慾望，也就大幅度減少下來。他們做的更多的一件事，就是技法上的革命，就是催生令人眼花繚亂的形式主義。
所以在第三世界，作家回歸到一個真正的文學立場之後，會出現了不起的創作。回頭看拉美的文學爆炸，就是這樣產生的。那些國家經濟落後，貪污腐敗、專制、軍人統治、黑暗、毒品，一應俱全。他們一開始也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文學寫作的黑夜，但畢竟走過來了。他們在藝術形式的探索方面，在勇氣方面，也完全抵得上歐美的一流作家─可是他們又多出了更了不起的一些東西，即更多的道德義憤，更多的憂慮不安，更多的苦難和憎恨。
許多人說中國作家為甚麼寫不好，即憎恨太多道德感太強苦難意識太強。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其實這些東西愈多愈好，這才是才華的真正組成部分─這些東西不但不嫌其多，相反它在作家身上永遠是缺少的。問題是怎樣將其轉化為你的傑出的藝術，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寫出好的作品。一個優秀的傑出的小說家最偉大的使命，就是寫出自己最好的虛構作品。在小說家那兒，只有小說的魅力，才能夠把所有的憤怒、憂慮、揭發、呼喊，更有對整個人生和社會的倫理把握，盡收其中─小說那張虛構的網，可以把一切網羅在裡面，囊括在裡面。（香港浸會大學駐校作家小輯之二。作者為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即將推出新作《你在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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