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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盾沒能承擔主君被弒的責任，被董狐評為「弒其君」。
李恩柱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公元前607年，作惡頗多的晉靈公對主政大臣趙盾的屢次勸諫極為不滿，派人刺殺趙盾。趙盾被迫逃亡。就在趙盾出逃期間，其族人趙穿將靈公殺死。晉國史官董狐在史冊上記為「趙盾弒其君」。董狐認為，趙盾是「正卿」，逃亡時還沒有越出國境（仍然承擔防止國君被殺的責任），回到都城後又沒有追查兇手，因此應負「弒君」的責任，記錄為「趙盾弒其君」是合情合理的。孔子評論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即盾），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何謂良史？不媚俗不媚權，哪怕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追求真實就是良史。不過，做良史不易。這種不易，既與社會政治環境相關，也受治史者本人德行的制約。其一，史家要有相對的獨立人格，不因某一人與當權者的齟齬或乖順而成為與權力關係的範例，或者成為最高統治者塑造史家的模式。設若史官沒有獨立性，所謂直錄只能是幻想。
「趙盾弒其君」的年代，正是思想多元化的春秋時代，自由思考、百家爭鳴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當權者在這種環境之下，對史料的裁剪不會以自己的觀點為是非。《左轉》記述晉靈公時並未隱其惡，也沒有頌其善，而是詳列其荒誕暴虐之事。可見其褒善貶惡實事求是，不因身份高低貴賤給予不公正的評價。這不是說統治者那時對思想自由已有某種自覺，而是當時小國及邦族眾多，勢力也大，權力者不得不取聯合的姿態，設立一種以君主為中心的群臣諫議政體。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為文的禁忌就少了許多。到了後來，史官記述就不能如此了。清初因修史，而數興文字獄，不少史學俊彥掉了腦袋。僅莊廷鑨《明史》一案，就有七十人同時被凌遲、重辟、處絞，其中多是江浙地區的文人名士、國家的賢才。沒有思想表達的自由，傳播思想和激發他人的思想，就是一句空話。清代文字獄，極大挫阻了近代史學的發展，在無形之中影響一世學者研究路向。
其二，借用唐儒劉知幾的話說，做史、論史的人必須具有史才、史學與史識，才可稱為良史。史才，大抵指文才，用簡捷的文字，表達出深邃的思想。史學，是指專業知識。史識，則是識見、義理。清代的章學誠在劉知幾的「三長」之外，又加上了一個「史德」。何謂「史德」？「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史家的心術有兩類：一為史家心術之邪正，二為史家心術之修養程度。史家著史要忠於客觀史實，秉筆直書的學術品德，就是章學誠所強調的「史德」。
隨便舉個例子吧。東晉時桓溫專權，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他率兵五萬北伐前燕，結果晉軍大敗，死傷三萬餘人。參軍孫盛在《晉陽秋》一書中如實記錄了桓溫吃敗仗的經過。桓溫大怒，威脅孫盛的兒子孫潛說，如果這部史書得以流傳，將關係到你孫氏一門的存亡。孫潛連忙叩頭謝罪，說一定請父親刪改。但是，孫盛不畏權貴，不接受兒子的請求。兒子只得瞞著父親，偷偷刪改了當權者忌諱之處。桓溫如願以償地掩蓋了那段歷史。後來東晉孝武帝廣求異聞，得到了這部書稿的原本，那段歷史也就有了重現人世的機會。
當然，做良史之不易，並非只涉及環境和史德這兩個因素，比如說，堅持公正、客觀原則的董狐，他所記錄的歷史，其真實性也還是有問題的，但他為什麼被視為良史呢？這與當時社會所信奉的道德觀、思想觀有關係，與後世的封建統治者良苦用心有關。歷代統治者，在坐穩了江山之後，都會希望自己的統治從一世、二世一直延續到百世、萬世，所以，對符合政治秩序的價值觀，必然予以充分肯定和宣揚。從這一角度講，董狐被萬代傳頌也就不奇怪了。可見，良史的界域是會受許多因素牽扯的。
然而，在專制制度之下，「威逼」和「利誘」如兩把鋒利的鋼刀，始終高懸於史官的頭頂之上。不少人因直筆寫史而人頭落地，也有不少人因奴顏婢膝而分得一杯羹。權力與權利，如罌粟花一般施展著嬌豔魅力和銷骨吸髓於無形的魔力，史官的品德和職業道德，無時無刻受到磨洗、錘煉和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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