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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
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看了五十年代的印度電影《求之不得》（或譯《詩人悲歌》，Pyaasa），導演古魯達特探問藝術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如何與社會相抗的問題。電影描述一位籍籍無名的詩人維傑，其作品為家人、文壇和出版商見棄，只有一名妓女欣賞他的作品，後來詩人維傑在一次火車意外之後失蹤，人們以為他死去了，其詩作忽然大受歡迎，甚至人人爭讀，詩集大賣，昔日趕他離家的兩名哥哥也爭着找出版商為要收取版稅，表明是其家人，早就鼓勵他寫詩云云。
詩人維傑沒有死去，後來他在自己的「追悼大會」中出現，目睹人們朗讀其詩作、爭相追認是其好友和欣賞者，但許多人根本從未見過他，當人們知道維傑未死並重新出現，見他衣衫襤褸，都不相信。維傑重見哥哥和舊情人，他們要求他表明身份，但維傑拒絕承認自己就是那備受眾人推崇的詩人，最後揚長而去。
電影對社會和人性都表達了徹底的失望，維傑以詩情尋求真理、愛情和認同皆不果，最後拒絕接受眾人盲目吹噓、趨炎附勢、跟紅頂白式的認同，他說，那些受眾人崇拜、孜孜朗誦的根本不是他的詩。維傑昔日因為籍籍無名而飽受白眼，何以現在受萬人擁戴時又不肯接受？正見出導演尋求的認同不是一種名氣和浮名，而且也看穿名氣和浮名背後的虛妄，製造名氣和浮名的根本不由於作品本身價值的高低優劣，而只不過是一種社會集體盲目病狀，誰能掌握大眾的盲目，誰就能製造名氣而得以成功，古魯達特的《求之不得》、《紙花》等作探問藝術創作的本質和對社會的反抗，足以讓創作者一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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