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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春立
許紀霖在《智者的尊嚴》中寫到，中國傳統儒生在短短的一生所做無它：代聖人立言而已，死抱三經六義而已，尊仰三王之世而已。又說，中國的作為學統的「道」與作為政統的「勢」從來都不是相對立的，雖然孔子說：「從道不從君」。但說歸說，做卻是另外一回事。孔子穿行於各國君主之間，即為一例；孟子則更甚，宣稱「五百年必有聖人出」，「捨我其誰」。由此可見，在現實的社會中，「道」常常屈從於「勢」。
在中國傳統社會，由於作為體現「道」的「天」是外在於人的不可目見的終極實體，由此為了現實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將「天道」俗化，並且聲稱「君主」即「天子」。由於先天地認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的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便不可質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體現，因此，國民對他的屈從成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天」既然是大道的主宰，那麼作為它的化身，君主當然無需反省，更談不上懺悔，一切罪愆全在百姓、臣子。因此，在統治階級的層級裡，等級越高，意味着權力越放縱無邊、越無從約束。即便是將「法勢術」合為一體的韓非子的學說，也無非是在盡其所能地為權力的放縱無邊進行解釋。君王穿着「替天行道」的外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妨說正是中國傳統的線性特色：從來沒有兩個或多個並立對等的權威或主體，有的只是一層壓一層的等級關係，上層可以無度地傾軋下層，下層卻無法監督約束上層；在這樣一個關係語境中，人人都在為進入這一體系的最上層而相互傾軋，相互吞噬。「學而優則仕」便是最精當的證明。因此，在中國，當「仕」成為知識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選擇時，「道」從於「勢」便成為必然。
由此導致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絕少有特立獨行之士。即便為人們所稱道的人格榜樣屈原、陶淵明又如何呢？其獨立人格也只是相對於帝王奴僕而言的，但在其內心，個人本體從來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沒有出現這種意識。他們的人格表現在為了表示自己對「君主—勢—道」系統的忠誠而不屑與小人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於「勢」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潛也罷，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問小人」層面，從來沒有上升到「問君」的高度。所謂「天下有道則軸之，無道則隱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與「勢」是相對獨立、並立的，這和古希臘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關，也和對上帝的執着信仰有關，是雙權並立的產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我不可能放棄我對因果律的研究，去當波斯國王。」；諸多的哲人同時又是神學家，如培根，即忠實地信仰上帝，又執着於研究數學、哲學。其共同特徵都是：超越王權。這與中國人那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捨道從勢」的世俗功利性態度截然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下，在西方則多有大量的為知識為真理而獻身的獨立性人格知識分子。他們能夠為知識而探索知識，而不陷於狹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實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群體，有他們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充分的哲學思想作為積澱，英國和法國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權、法治、個性主義等超越王權的思想才能傳播得如此深廣，深入人心；文化「現代性」的轉化才能如此的順利。
由此反觀中國現代的五四運動，不能說它沒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斷呢？人們習慣的看法是歷史形勢使然。缺乏反省歷史的態度，缺乏正視現實的精神，以及阿Q那種「顧左右而言他」的滑頭讓我們滿足於這種遮羞布式的解釋。我們敢說，這種解釋體現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獨立人格嗎？體現了真正的「道」的尊嚴嗎？若真有，那麼我想，在獨立的知識分子群的壓力下，巴金先生設想的「文革紀念館」早就建立起來了。然而事實是紀念館依然沒有建立，各種功利性的追求使人們健忘的能力反而加強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道從於勢」的依附性人格潛在地控制着知識分子的行為，它使知識分子沒有一種真正獨立的學理精神，而更多的表現出具有濃重實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識。它教會了人們如何騎牆，如何變臉，如何逃避，如何討伐，如何攻擊，如何奉承，如何撒謊，卻惟獨沒有教會人們如何堅守、如何執着、如何超越、如何獨立。
因此，五四運動所開創的人文傳統的一再斷裂也就難以避免了。這種斷裂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雖然從表面上看，新的社會已經建立，但這並不意味着現代性的中國和現代性的人與文化已經建立。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政治的大狂歡」形式，以「追求現代性」這樣一副冠冕堂皇的虛假面目，上演了一幕幕傳統糟粕大張旗鼓回歸的滑稽劇。它宣告了「道」在「勢」面前的徹底失敗，現代性獨立人格被壓抑到極點，現代性文化徹底中斷。表面的政治勝利以深層的文化思想的慘敗為代價，這是任何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思索的問題。唯有反省，才能踏出前進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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