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恩柱
在《魏書．李孝伯傳》中讀到一段平常而又奇特的文字。文字涉及李孝伯的侄子李安世。文云，「美容貌，善舉止」的李安世，在應答外國朝貢者諸多問題時，機敏而博學，體現了大國的風範。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南齊武帝蕭賾派驍騎將軍劉纘率人到北魏朝貢，李安世負責接待他們。可能出於對外交往的需要，國家為接待這個使團下了工夫。「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通俗說，就是朝廷從府庫中拿出金玉珍寶，然後又發了一個通知，讓京都的富商穿着華麗的衣服和那些使團成員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北魏一朝是不是經濟好得「金玉大賤」？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史書上有許多具體數字可供引用，捨繁就簡，概而言之，當時不少官吏不僅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幾乎到了殘酷的程度，從北魏統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時間裡，農民起義就達七八十次。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語，究其實只是官員在外交場合慣用的唇槍舌劍之語，不可完全視作實情。
不過從此事推斷，在社會上，尤其某些場合，辭令的重要程度常常讓人無法想像。有時說一句中聽的話，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還要有功績。做一件虛假的樣板工程，比踏踏實實工作更得上峰歡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蝗災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過之處一片赤地。可京兆尹楊知至，上本奏稱，托皇上的恩庇，蝗蟲飛到京畿一帶，不僅不吃莊稼，而且都抱着荊棘自殺死掉了。這顯然是黃口小兒的誑語，可才高八斗、滿腹經綸的大臣們，卻正兒八經為這個奇跡互相祝賀。
李安世是不錯的一位官員，太和九年（485），他感於貧富不均，豪強廣佔田土，百姓無立錐之地的社會現狀，上疏建議實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佔田產，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為百姓所稱道。此可見他有求實的一面，並不把實力等同於軟實力，也沒有把軟實力等同於宣傳。他在外交場合口若懸河，應對自如，猜想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外國人的挑釁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對歷史遺產的繼承。別國人巧言如簧、挑釁生事的情況並不鮮見，查查戰國時代的說客之言，就可以約略了解這一點；說到歷史遺產，翻翻史書，也能發現，能言善辯之士腔調多是如此。《北史》記太和元年四月蠕蠕遣使獻貢事曰：朝廷很重視外邦的朝貢，「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廄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使者們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就當時北魏的社會經濟狀況來講，比蠕蠕要發達，使者稱「大國富麗」，不算虛言。但我們也應看到，那句讚美的話有「金玉」誘導出的味道，充盈着自我顯示富有創下的功績。
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們實在舉不出幾件。不論好壞，凡是事物公之於眾之後，不僅展示了事物本身，也展示了相關的因素。比如政治狀態，經濟狀態等等。因此，我對「展示」的做法，並不反感，覺得它無可厚非。因為不管你是否想借某事展示什麼，從根本上講都是「展示」。也可以說，不管你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展示」意義，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變的。然而，難點也正在於準確把握「刻意」展示與「自然」展示之間的度。
大業六年（610年）正月，隋煬帝接待外國客人時，為了顯示國威，搭了一個大戲台，足足唱了一個月的戲。然後整修了市場，周邊的樹木都用繒帛纏起來，之後讓外國客人見識了許多好產品，又讓他們白吃白喝，於是那些「蠻夷磋歎，謂中國為神仙」。隋煬帝「示威」無疑是成功的，可他「單向思維」的缺點也很明顯。他只知「示威」，卻不知道「示威」是個很複雜的事情——你本想「示」此事之「威」，結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來中國也有窮人麼？「示威」猶如捕蟬的螳螂，牠的一舉一動都被黃雀看在眼裡。
有趣的是，人們總是以為這種帶有明確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國家強大的根本，甚至奇妙的以為得到誇讚就是強大的標誌，受到責備就是腦後有反骨。於是，展示的雪球越滾越大，幾乎諸事都想展示。進而發展為做事就為「給人看」，浮躁之氣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蔚為壯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