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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 全國政協委員 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民主黨和普選聯拒絕參與「五區公投」，立法會以超過四分之三多數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都顯示反對派在如何處理與中央的關係、在如何對待國家憲制的問題上，已分裂為溫和反對派與激進反對派。溫和反對派認同必須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的框架內討論政制發展問題，並且勇於妥協達成共贏局面，這實際上觸動了香港最深層次矛盾轉化，即認同國家憲制與對抗國家憲制矛盾的轉化，其轉化傾向，有利香港社會深入認識中央的憲制地位，有利於加強港人與中央互信、有利於改善香港政治生態、有利於改善特區政府管治、有利於促進香港社會和諧。一句話，有利於俗稱的「人心回歸」！
2012年政改方案日前終獲立法會通過，突破政制停滯不前困局。表面上看，今次政改方案最後的爭議，是區議會新增五個功能組別議席是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還是由民選區議員提名由全港314萬沒有在其他功能組別投票的選民以「一人兩票」方式產生；但實際上今次政改已不局限於選舉方式的問題，而是觸動了香港最深層次矛盾的轉化，即認同國家憲制與對抗國家憲制的矛盾的轉化。
西方政治勢力介入香港政改問題
在香港諸多深層次矛盾中，最深層次的矛盾，仍然是擁護還是抗拒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是認同國家憲制還是對抗國家憲制。這一最深層次矛盾，既源於回歸前英國在過渡期扶植「民主拒共」政治代理人的部署，也因為回歸後西方政治勢力的介入而更加複雜。2008年以來，來自美國非政府組織、國會和政府的六份涉港報告均顯示，政改議題依然是美國介入香港事務的重點。例如美全國民主基金會（NED）下屬「國際事務民主研究所」（NDI）發佈的《香港民主化前景報告》，將關心香港政改議題的着力點提升至基本法、人大常委會的層面，指責基本法有關條款「限制了港人和平改變政府的權利」，指責人大常委會「干擾香港司法獨立」云云。
在美國等西方政治勢力看來，香港問題對中國有很大影響，只有香港才可以充當對中國西化和分化的前哨陣地，而香港政制是西方政治勢力介入以遏制中國的切入點。因此，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是認同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還是對抗憲制，成為香港最深層次的矛盾，也制約和影響着香港其他深層次問題。把香港當作獨立的政治實體，是西方政治勢力和香港反對派共通的思維方式，也是香港回歸13年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亂源。
如何對待國家憲制使反對派內部出現地震
此次反對派分裂為激進反對派與溫和反對派的表面原因，是民主黨和普選聯願意在改良區議會功能組別上跟中央和特區政府達成妥協，被激進反對派指為放棄爭取終極普選。但單是在政改方案上的調整，是不可能導致整個反對派陣營出現大分裂、大動盪、大改組。真正使反對派內部出現地震的，是在政改問題上如何處理與中央的關係，以及如何對待國家憲制的根本性問題。
這次政改方案能夠突破，是因為民主黨願意與中央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憲制決定框架內溝通協商而達致，按照激進反對派「拒共抗中」的思維，這是「投共親中」。在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時，社民連將民主黨的白鴿標誌「染紅」作為道具，社民連前主席黃毓民穿上印着「勿通匪類」的T恤，顯示社民連抗拒民主黨與中央溝通的態度，並露骨展示社民連敵視國家執政黨的立場。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則反反覆覆造謠說「香港沒有普選，中央呃港人」。「公社連」還居心叵測地嘲笑民主黨「與中共談判無異與虎謀皮」，極盡破壞之能事。民主黨跟中央溝通對話，顯露了溫和務實、認同憲制的路線和立場，這對激進反對派來說，是「離經叛道」的行為，由此成為民主黨與「原教旨反對派」分道揚鑣的原因。
社民連與公民黨對抗國家憲制的思維和立場，十分露骨和頑固。公民黨與社民連苟合搞「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解放香港」，是典型的對抗國家憲制的政治賭博。以過去公民黨和社民連的屬性和定位，社民連被認為靠激進反共起家，公民黨則被認為靠專業理性形象立足。公民黨的當初崛起，是因為香港的中間派選民，渴望催生一個能與中央溝通的「民主派」，走一條理性溫和的中間路線。而余若薇卻與選民期盼反其道而行之，與社民連沆瀣一氣搞「五區公投」，等於把公民黨綁在社民連對抗國家憲制的戰車上。
民主黨打破反對派兩個「精神支柱」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乃傚法陳水扁以「公投」謀「台獨」之手法，對抗人大常委會決定，挑戰中央憲制權力，其思維出發點是把香港當作獨立的政治實體，其實質是「拒共抗中」，是「獨港」向「一國」挑戰。結果，公社兩黨策動的所謂「五區公投」只有17.1%的投票率，創下有史以來立法會選舉和補選的最低投票率。「五區公投」以慘敗收場，顯示絕大部分港人講求理性、溫和、務實，絕不接受對抗憲制、挑戰中央、分化社會的「公投」、「起義」、「解放」極端行徑。「五區公投」以慘敗收場，傳達出來的信息是多方面的，除了主流民意不接受激進對抗路線之外，還包括認同民主黨的理性溝通路線。
民主黨的前身是港英殖民統治下的社會民主團體，反對對象是殖民政府以及其不合理的制度。後來，由於「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到傳統反共的勢力在其比重增加，抑壓了社會民主或關注民生的傾向。也因此，在政治取向方面，民主黨愈來愈右傾，即使仍然堅持民生、工運，政治取向卻趨向於反對國家執政黨。但是，民主黨在「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問題上，與激進反對派分裂，令香港政治版圖出現重新佈置的契機。民主黨拒絕參與「公投」，並且在政改問題上與中央理性溝通，也打破了過去反對派的兩個「精神支柱」，即「拒共」與「抗中」。
公社兩黨苟合並非偶然
社民連幫主黃毓民的反共既有「原教旨」成分，也有投機成分。他的反共應為「右派反共」，但現在他卻打着「左派」的幌子反共，覷準反共在香港有一個小小的市場，於是與長毛等人創辦反共政團社民連。該政團利用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作生存空間，不惜無視、對抗社會主流民意，專注吸取百分之十左右對社會不滿的民粹選票，以此為本錢，冀求在每個地區直選選區「夠晒數」佔有一席之地，種種擲蕉、掃檯、講粗口、侮辱政府高官、大鬧議事堂怪行由此產生。社民連甚至將政治暴力蔓延到社會，煽動和組織「暴民政治」，多次包圍和衝擊立法會和中聯辦，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寧。
公民黨走上對抗憲制的道路，亦並非偶然。2002年12月9日，由公民黨梁家傑擔任主席的香港大律師公會，拋出要求特區政府「尊重在正當政治過程中推動分裂的正當性」、「民族自決」、「高度自決」論，被輿論強烈抨擊，連英美學者亦指為涉嫌鼓動香港脫離中國，搞「港獨」分裂國家之言論。公民黨黨魁余若薇從一開始偽裝「法治化身」時，就一直對抗憲制，她曾誣蔑人大釋法和決定是不尊重法治的表現，攻擊人大釋法有如核子彈，煽動說「人大決定，不是不可以改變」，等等。公社「美女與野獸」的苟合政治基礎正是「反共抗中」。
最深層次矛盾不會很快消除
2012年政改觸動香港最深層次矛盾，即認同國家憲制與對抗憲制的矛盾，這是更重要和更有深遠影響的問題。結果是，民主黨和普選聯在拒絕參與「公投」，以及在政改問題上與中央理性溝通，實質上顯示了對國家憲制的認同。而公社兩黨則在對抗憲制的危險道路上越滑越遠。「五區公投」以慘敗收場，以及立法會以超過全體議員四分之三多數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都顯示香港最深層次的矛盾，即認同國家憲制與對抗憲制的矛盾，已經出現明顯轉化，其轉化傾向有利香港社會深入認識中央的憲制地位，有利於改善香港政治生態、有利於改善特區政府管治、有利於加強港人與中央互信、有利於促進香港社會和諧。一句話，有利於俗稱的「人心回歸」！
2012年政改觸動香港最深層次矛盾轉化，是以回歸13年來香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歸屬感漸有進步為基礎的。2012年政改觸動香港最深層次矛盾轉化，證明香港人心回歸趨勢正在加強。但同時我們要頭腦清醒，切戒有過多脫離現實的遐想，因為西方政治勢力不會放棄對香港政制問題的介入，在香港政制問題上認同國家憲制與對抗憲制的矛盾不會很快消除，這一香港最深層次的矛盾，仍然會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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