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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博士 鳳凰衛視評論員
國慶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提出，要深刻認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胡錦濤在講話中提出要著眼於「三個最大限度」，即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胡錦濤同時還提出「四個注重」，即注重從源頭上減少矛盾、注重維護群眾權益、注重做好群眾工作、注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深刻認識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這是中共領導人近年首次用較大篇幅論述人民內部矛盾，尤其這一講話在中國國慶前發表，引起輿論的密切關注。有評論認為，這顯示中共領導層不但開始正視一系列社會穩定問題的嚴重性，而且也客觀、寬容地給問題定性，將之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同時也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尤其是強調「注重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維護群眾權益」。
毋庸諱言，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其出現的某些偏差，中國社會穩定的壓力開始不斷增加，甚至某種程度上升到政治穩定的高度。這些社會穩定壓力的形式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大都以公民的權利訴求為基本特徵。其背後的深層邏輯是一樣的，即都折射了中國高速發展過程中，經濟和社會的某些環節出了偏差，以至於使基層一些民眾的利益受到損害。客觀地看，這些事件極大地衝擊了社會穩定，若任其發展，也必將衝擊政治問題。
問題是：到底該定性這些事件及其背景？它們到底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它們究竟是來源於敵對勢力的陰謀，還是來源於中國本身發展的某些環節出了問題，以至於給敵對勢力以可乘之機？準確地定性這些問題，也涉及到如何確定維穩的方法和策略，涉及到究竟是標本兼治，還是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胡錦濤國慶前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上的講話，將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問題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並強調從源頭上減少矛盾、維護群眾權益，無疑是看到了問題的癥結，並提出了正確的方法論。
準確定性社會穩定事件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有三個根本問題值得深刻探討：一、過去三十多年最成功的因素是什麼？最大的失誤又是什麼？二、若將改革比喻成從此岸過渡到彼岸，那麼改革的彼岸到底是什麼？三、改革之舟目前正處於前進道路上的哪一段，前面還有哪些路程？
上面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涉及到中國改革更為深層的邏輯，需要另文闡述，下文僅就第一個問題嘗試做一些分析。若把三十年改革開放與同屬過去150年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洋務運動相比，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就是調動了中國民眾創造財富的原始動力，其表現就是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而這與洋務運動的官辦經濟模式形成截然反差。而近二十年市場經濟的發展，則更是極大地發掘和提升了個人權利和法治基礎，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包含著個人權利、規則、監管與法治。在過去十幾年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恰恰是規則、監管與法治的運作，出現了一些不完全到位的情況，其集中表現形式就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徹底，從而導致政府在市場經濟過程中的角色混淆，並由此導致政治與經濟的交織，亦即通常所說的官商結合或腐敗。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結構不是呈現橄欖形，而是貧富兩頭分別巨大，而中間階層則嚴重受擠。更重要的是，由於政經交織，富人階層成為「仇富心理」的對象，而社會底層的人們則也心有不甘。當社會底層的人們沒有分享到發展紅利，甚至感到被嚴重忽視時，無論是維權還是私憤的發洩，就都會以公權力機構為針對對象。若公權力對此再把握或定位不準確，那麼一個經濟模式的問題，很快就會被上升到影響社會穩定，並進而被上升到影響政治穩定的敵我矛盾高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錦濤日前提出深刻認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是在中國經濟和社會模式發展的關鍵路口的一個指向性的戰略動作。
轉變政府職能 回應人民訴求
因此，維穩的關鍵是消除導致社會不穩定的經濟模式中的源頭因素，具體說來就是如何使全體中國人民分享發展的紅利。
在這方面，糾正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偏差，下決心徹底轉變政府職能，同時全心全意回應底層人民的基本權利訴求，是兩個不容忽視的關鍵。今天的中國，絕大多數矛盾都是人民對被忽略的權利的訴求，而不是針對執政黨及其制度的行動。但若公權力把握不當，則這種矛盾就有可能激化，甚至可能被敵對勢力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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